这个词语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熊文灿先生。作为一个没有兵力、没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他主要的武器，就是先找这里，再找那里，属于纯忽悠型。
    但值得夸奖的是，他的忽悠是很有效果的。在福建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兵，对面有一群海盗，二话不说，先找到了郑芝龙，死乞白赖地隔三差五去找人家（所以后来有的官员弹劾他，说他是求贼），请客送礼，反复招安，终于招来了郑芝龙。
    虽然后来证明，郑大人是不大可靠的，但在当时，是绝对够用了。后来他借助郑大人的力量，杀掉了不肯投降的海盗刘香，平定了海乱。
    这种空手道的生意，估计熊大人是做上瘾了，所以到中原上任的时候，他也玩了同一套把戏，先here招降了刘国能，再用刘国能，there招降了张献忠，hereandthere，无本生意，非常高明。
    但这种生意有个问题，因为熊大人本人并无任何实力，只要here不行，或者there不行，他就不行了。
    张献忠就是个不行的人，按照他的习惯，投降的时候，就要想好几时再造反，所以刚开始，他就不肯缴械。当然，这也有个说法，之所以不肯缴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要留着自己这几杆枪，为朝廷效力。
    熊文灿倒是很高兴，表扬了好几次，后来他果真缺兵，去找张献忠要几千人帮忙，张献忠又说还没安顿好，先休整几天。
    张献忠住的地方，就在今天襄樊的谷城地区。他老人家在此，基本就是县长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都要去县城里转一圈，算是视察。他手下的兵也没消停，每天都要刻苦操练。
    与此同时，张县长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错误的，比如，每次打仗的时候，都用蛮力，很少动脑子，且部队文化太低，没有读过兵法。为了加强理论教育，保证将来再造反的时候，有相当的理论基础，他找来了一个叫做潘独鳌的秀才，给他当军师。
    这位潘独鳌到底何许人也，待查。估计是个吴用型的人物，应该是几次举人没考上，又想干点儿事，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给张献忠干活，具体说就是教书，每天晚上，在张县长的统一带领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跑去听课，课程有好几门，比如孙子兵法等。学习完后，张县长还要大家写出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比如再次造反后，该怎么打仗），分析讨论，学习气氛非常浓烈。
    但他所干过最猖狂的事，还是下面这件事。
    崇祯十二年（1639）年初的一天，谷城知县阮之钿接到报告，说谷城来了个人，正在和张献忠见面。
    阮县令的职责是监视张献忠，加上他还比较尽责，就派了个人去打探看看到底是谁来了，谈了些什么。
    没过多久，那人就回来了，他说谈了些什么，就不太知道了，但来的那个人，他认出来了。
    谁？
    李自成。
    阮知县差点儿晕过去。
    按照常理，自从一年前被打垮后，李自成应该躲在山沟里艰苦朴素，怎么会出来呢？还这么大摇大摆地见张献忠。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来访者确实是李自成，他是来找张献忠要援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就这么在谷城待了几天，都没人管，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其实不是没人管，是没法管。
    张献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手下还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地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儿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疏，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打进来，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知县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儿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儿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的份儿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儿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上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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