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皇帝刘文澎能否有所改变，这是必然的，毕竟亲政掌权了，也终于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
    不过，在此之前，刘文澎需要找个人来接任尚书令的职位，这可让刘文澎好生伤了一阵神。
    依刘文澎的性子，本想着干脆把尚书令之职给废了，因为他发现大汉帝国“首相”地权力，对他这个皇帝的钳制能力有点大。
    当然了，这种想法也仅仅是想法，想想就得了，刘文澎还真就不敢废相这样的大动作。这可涉及到“祖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比打压、排挤宰辅要严重得多。
    一个宰相倒台了，总有人续上，大伙还得感谢皇帝给机会，若是直接把饭碗砸了，那就别怪臣下们奉祖宗之法力争了。
    大汉帝国的事，到了第四代皇帝，显然已不是皇帝一人说了就算的了。刘文澎能亲政掌权，只能证明他在帝国权力的掌握上占据了主动，比之太宗尚且天差地别，就更别提世祖了。
    即便不讨论这些，帝国的宰相制度，最早延续自世祖，而尚书令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核心地位，则早在赵普二度拜相之时就彻底确定下来了，其中同样贯彻有世祖意志。
    世祖定下的东西，太宗都不敢轻改，何况你一个刘文澎？别看太宗皇帝在位十四年时间进行了诸多改革，也就导致，比起开宝时期，雍熙时代帝国上下风貌发生许多显而易见的改变。
    但事实上，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只是对世祖之政、之制的匡正与完善，改动的地方不少，但强化的地方更多，万变，而不离其宗，帝国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世祖的那一套，太宗皇帝真正做的就是继往开来的事情。
    而延续贯之了几十年的东西，可不是刘文澎这么一个登基不过四年的青年皇帝能够轻易改变的。
    平心而论，对皇帝刘文澎来说，赶走刘暧、张齐贤、吕蒙正等宰辅，甚至把所有雍熙辅臣一个不剩都排斥出中枢，都不算什么太难的事情。
    真正难的，是真正、彻底地掌握这个帝国、掌握这套成熟社会管理体制，是摆平那些看不到的冲突与角力，倘若做到了这些，那么刘文澎才有资格去触碰制度、规则之类根本的东西。
    世祖皇帝构造的这一整套帝国体制，在其内，皇帝理论上可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但这份权力，偏偏就不包括对“祖制”的修改。
    太宗皇帝能够稍微触动，那是三十多年太子，以及秉政多年积攒下的雄厚实力与巨大威望做支撑，即便如此，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明面上还要高举高唱“皇汉宗法”的旗帜与口号。
    太宗尚且如此，就别提刘文澎了。没有世祖、太宗的权威，却要行其大权，必然是会出问题的。若是敢改宗法，尤其是涉及权贵根本利益的宗法，那么可以想见的，会有一大波人高举祖宗成法来与皇帝斗上一斗。
    一旦形成那样的局面，刘文澎能够借用的力量就不多了，那些此前站在他这一边的勋贵、重臣，或许都将成为他的反对者，即便是那些幸进的“帝党”也未必不会心存疑虑，毕竟这样的人，在见机识相上，可远比一般人更加敏锐聪明。
    初掌大权的刘文澎，自然是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不过，他或许看不清楚其中的门道与要害，但他身边的人可不都是蠢的，比如三朝老奴、少府刘规，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宰臣王钦若，在皇帝表露出废相意图之后，都是神色惊变，极力劝阻，陈说厉害。
    尤其是王钦若，虽然他从内心里他是很支持废除尚书令的“首相”职权，毕竟他这个新晋宰相资历薄弱，在政事堂甚至很难站住脚，那样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不过，要谋长远的王钦若，显然不敢给皇帝出犯众怒的主意。
    而除了刘规与王钦若，就连皇城使王约、武德使林特也都向刘文澎提出劝阻抑或警醒的意见。
    眼瞧着身边的这些亲信或者“功臣”都提出相对一致的看法，青年皇帝刘文澎也不由泛起嘀咕了。当然，刘文澎的任性若是发作起来，也不是这些人劝得住的。
    真让阻止刘文澎“起飞”的，还是世祖、太宗这两座大山，祖宗成法的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威力是很难为不通其理的人所理解的，那一项项赋予了世祖意志的条文规矩，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约束，包括皇帝。
    这也是帝国诸统治阶级们对皇帝最有效的一项限制，上上下下，如何能不高擎这么大旗，拼命维护。
    而刘文澎，毕竟还是赶上了世祖晚年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那也是真正亲近地见识过余晖下的世祖，是何等的威严或者说恐怖，又打小成长在太宗的“阴影”下。
    或许对天地师长，刘文澎都没那么地敬重，唯独对两代先帝，常怀一颗敬畏之心。
    改不了制，最终还是得按规矩来。一个都察使，都能引得满朝云动，各派相争，何况是尚书令这个帝国首相的位置。
    朝廷内部更是争得头破血流，基本各大派系都下场了，很多刘文澎甚至没多少印象的人都被举荐到他面前，比如河东转运使柴宗诲，这是英国公柴荣的幼子；关内道布政使高处让，这是安国公高怀德三子；西南巡检使赵昱，这是已故陕国公赵延进次子......无一不是开国元勋、功臣勋贵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大汉帝国公卿勋贵的传承，已然出现一种趋势。二代继承者们，尚有一部分才干出众者，能在朝中当重职，享实权，继续巩固、延续着自父辈创下的功业与影响力。
    类似的人物，在过去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并且很多人也的确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将帅封疆，都是如此。
    而到了第三代，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那些承爵者，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不掌实权，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继续保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
    这种趋势，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等到太宗时代，就已然很普遍了。这其中，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
    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即便有世祖、太宗两代各种管理、约束、限制的政策办法，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
    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在文官系统内，也同样攻城略地，拿下了众多要职。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候选者”，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
    至于朝廷内部，为尚书令之职，也是各施手段，局面之复杂，甚至到政事堂都无法组织廷议推选的地步，因为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还有兵部尚书向德明都是尚书令的有力竞争者，并且，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举。
    甚至于，连驸马、侍帅杨延昭都被人推戴，只不过杨延昭很果断地拒绝了，甚至主动压制了那些“热心者”的声音。
    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证明，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局面的时候，刘文澎既缺掌控能力，也缺乏处置能力。
    于是，不胜其烦的刘文澎做出了一个充满他个性，细思之下又并不让人意外的决定，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诏，以内阁大学士、王旦为尚书令，总理朝政。
    事实上，内外大臣们推举的那些人选，站在刘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会认。首先排除的就是枢密院、兵部这两个军政系统，太平时代也不可能二衙长官成为“首相”。
    其次就是李沆，他既是三朝老臣，又是太宗遗命辅臣，刘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刘暧、张齐贤这两座山头熬走了，怎么可能又给自己找不自在，没把李沆也一道赶出朝堂，就是他克制了。
    而吏部尚书刘继昌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毕竟也是故徐简王刘承赟之子，宗室之后，论辈分刘文澎也得叫一声皇叔。费了多少心思与口水，方才把刘暧赶到南海封国，又怎么可能又把刘继昌给抬上来。
    至于其他人的考量，就更简单，他不熟悉......
    思来想去，也就王旦合适了。首先他是三朝老臣，五十岁出头，年纪、资历、能力、名声都够用，其次他也算是勋贵之后，毕竟其父王佑乃是“开宝二十四臣”之一，即便是一份注水的榜单，那也是偌大帝国三十年时间内最顶级的一批人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太宗皇帝当年在立太子时，实际给刘文澎找了三位老师。太子太傅赵王刘昉垂垂老矣，也被逼得主动到邙山结庐守陵；太子少府王禹偁，已然作古，刘文澎身上至今还背着一个对师不公的薄凉骂名；剩下一个，就是太子宾客王旦了。
    有这么多合适的地方，刘文澎选择王旦，也就不奇怪了，而提拔其为尚书令的理由也是现成的，由其监修的《太宗实录》终于完本了，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也是大功德。
    而除了王旦之外，刘文澎又把湖广巡检使慕容德琛上调中枢，担任尚书左丞，拜相。此举，自然而然讨得了慕容太后的欢心，母子关系又恢复如初，事实上，从刘文澎把鲁王刘暧赶出中枢之后，母子俩之间就已经开始和好了。
    等到平康四年冬，大汉帝国新一届核心领导班子形成了：尚书令王旦、财政使李沆、吏部尚书刘继昌、都察使向敏中、枢密使李继隆、兵部尚书向德明、尚书左丞慕容德琛、尚书右丞寇准，还有刑部尚书徐士廉以及新晋的中书侍郎王钦若。
    比起平康初年，格局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那种可以勉强压服众臣、领导全局的人物（赵王刘昉、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不存在了。
    帝国中枢也初步地形成了以皇帝刘文澎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大汉帝国也开始进入一个共治时代，而这个所谓的“共治时代”，也是由皇帝刘文澎亲自开启的。
    初掌大权的青年皇帝刘文澎，有了一段让人意外的勤奋表现，躬身视事，亲掌国政，组织会议，接见大臣，亲自批阅奏章，处置军国大事，尽情地体会了一番指点江山、日理万机的风光与辛劳。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刘文澎处置得还不错，礼部尚书陈贽、宣慰使温仲舒去世，他都发诏告慰；榆林道兵马副都指挥使陈兴纵纵兵劫掠治下汉夷部民，被他处死，以正国法；关内饥馑州县，也下诏赈济，体恤疾苦，蠲免赋税......
    平心而论，这么一段时间的表现，刘文澎是中规中矩的，少了许多浮躁与人性，虽说不至于就征服众多臣下之心，至少让人对他改观不少。
    皇帝年纪长了，亲政了，为人处事也成熟了，那么亲政之前诸多不那么合人心的行为，似乎也可以理解了，值得原谅。对皇帝，上下实则总是给予更多的宽容。
    可以说，从平康四年秋冬，到五年夏，这半年多的时间，是大汉帝国上层自进入平康年代后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然而，也就这么一段时光，过于短暂，短到让人几乎以为是一场错觉。原因嘛，还是出在皇帝刘文澎身上，他怠政了......
    刘文澎最终发现，努力赶走皇叔、打倒辅臣、掌握大权之后的日子，对他来说，还不如以前......
    明君是不好做的，一个勤奋的明君就更辛苦了，而刘文澎的“明君生涯”实则只存在了不到半年，他就对那铺天盖地、纷至沓来、无穷无尽的朝政事务感到厌烦了。
    而比起整天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刘文澎更喜欢骑马、打猎、下棋乃至唱歌跳舞，就算与后宫嫔妃厮混，也比待在垂拱殿，面对着那干冬烘老朽，看他们争执国事，听他们反复唠叨，处理一件又一件根本处理不完的俗事，要有趣得多得多得多......
    于是，慢慢地刘文澎便松懈了，常常在朝政会议抑或君臣问对之时，表现出厌烦、疲惫的情绪，后来干脆把国事“还”给政事堂，让王旦等人看着处理，只有无法达成决议，以及一些利害攸关，涉及军队或者朝廷重要任命、祭祀、征伐等事，才需要请示他。
    其余时候，众宰相可以共同决策，当然，刘文澎也会时不时地去检查一番，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就是这一点，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放弃了。
    因为他发现，众多宰相并没有“对付”他的意思，并且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斗得很欢，往往需要他作为仲裁者，对他的皇位并没有威胁。同时，有皇城、武德二司在，他也能随时掌握朝中的情况，他这个皇帝，稳如泰山......
    而摆脱了繁重的国事之后，刘文澎也终于有时间干他真正喜欢的事了，比如一年四猎，与贾玄等国手下“人棋”，在宫中玩打仗游戏，举行各种“嗨到天明”的晚会，到西京市井游荡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