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山归来后，刘皇帝安分了许多，也不得不安分，整个帝国也因为各项事务，纷扰了将近一年了。
    当然，这其中除了对封禅带有自我批判总结的因素，也因为实在是折腾不动，也不好折腾了。
    一场水疫灾害，波及广泛，几乎导致整个河南、半个河北元气大伤，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慢慢休养恢复。
    紧接着，又是中原、淮南、江南的粮食减产，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饥荒，虽然没有饿死个几万人，出现大面积的流民，但多少给朝廷添了些麻烦。
    在刘皇帝封禅泰山的同时，大汉是生了些病的，但哪怕只是感冒伤风，也需要用心调养的。大概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刘皇帝不得不少事守静。
    虽然嘴里一直在说，不断表示，他奉行垂拱而治，国家有太子帮忙盯着，朝政有赵普等宰相帮忙处置，他可无忧，安居龙庭纳福。
    而这些年，尤其是二次北伐之后的这些年，刘皇帝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在刘皇帝在位的这二十五年中，就属最近的三年，他最为懈怠，对朝政的干涉也最小，基本将大部分的朝政事务权力都下放到政事堂。
    哪怕是封禅的事，刘皇帝都显得漫不经心的，没有过多参与，一切都由赵普等人在下面安排到位后，再行下诏。至多在中原大灾后，面对赵普对筹备事宜的请示，稍微表了下态。
    若不是因为开宝十年的大灾，刘皇帝的存在感或许还要更低，不会那么积极地下诏发声，鼓励官民。
    当然，会有这样的情况，一在于北伐之后的国家战略政策调整，当大方向定下后，有赵普那干人操持着，也不需要刘皇帝再多费神劳体，可以把注意力放到他感兴趣的地方。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在刘皇帝自己，不论身心，都已是疲惫之极，再加上目标逐渐模糊，也丧失了当初的激情，这人也就难免懈怠了。
    哪怕过去的那些年中，符后提醒过他，刘皇帝也不时地警示自己，但是，这种类似于“堕落”的变化，还是在悄然之间发生着。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尤其是一个已经取得莫大成就，建立了直追秦皇汉武功业的帝王来说，要永远坚持昂扬向上的精神，保持砥砺前行的态度，实在太难了。
    对刘皇帝来说，从帝王生涯的角度看，过去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实在有些漫长了，即便放眼历代帝王，这样的在位时间，也不算短了，是排得上号的。
    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中，哪怕是刘皇帝，也难免沉浸其中，变得迟钝，变得保守，变得麻木，变得固执，变得堕落。
    不提过去的三年，哪怕开宝年以后，哪怕制定了一个打造盛世的目标，刘皇帝也已经与过去的那个圣主明君走远了。
    事实上，刘皇帝已然算是克制的，大汉皇权在他的经营下，已然固若金汤，而他则切实地掌握着天下人的生杀大权，凌驾于一切之上。可以说，刘皇帝要放纵一些，是可以把整个大汉帝国当作自己后花园，予取予求的。
    只不过，刘皇帝这个人，实在缺乏情趣，没有太多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玩物丧志的机会，再加上头脑大部分还是清醒的，也懂得克制，这才没有彻底走向堕落的深渊。
    到如今，能够挑动刘皇帝情绪的，大概也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权，如果是两个字，那就是皇权。对刘皇帝而言，只要皇权巩固，大局能够掌握在手中，随时能够弹压一切局面，那么其他人或事，也就没有那么关心。
    但是，或许是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或许是厌倦了退居幕后的乏味，又或许是对自己的懈怠不满了，在开宝十一年的夏季，刘皇帝变得积极了许多。
    这份积极，并不是体现在个人生活上，而对朝政，再度关心起来了。与过去几年中，被动地等待着宰相、部司大臣中主动觐见奏报，又或者是内阁将重要公文奏件删选整理后再呈到他面前，并不一样。
    刘皇帝开始主动过问起军政事务，并且要进行直接批复，遇到问题，也是直接找相关臣僚职吏询问。一天之中，刘皇帝有大概三个时辰的时间，花费在阅读奏章、处置国务上，哪怕是一些具体琐碎的事务，刘皇帝也开始表现出关心了。
    这样的变化，也给朝廷带来不小的震动。对于一般的用心实事、尽职本分的官僚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反应，甚至为皇帝陛下再度勤政起来感到欣喜，毕竟赵普那个宰相，可不好伺候，虽然刘皇帝同样不好伺候，但至少他是皇帝啊。
    而朝廷之中，从来不缺乏一些“机敏”的人，更不缺乏揣测圣心的人，而专注于刘皇帝身上的目光则从来没挪开过。
    朝廷内部，人心的变化，也就开始了，很多人都难免去猜测，刘皇帝这般表现，是不是要重新收回下放的治权，再进一步，是不是意味着刘皇帝对赵普不满了？朝廷中枢的权力结构是不是将有变化了？
    经过很多人的琢磨，得出结论，这是很有可能的！
    在赵普当政的这些年，大汉取得了大量的建树，对外击败了辽国，将之赶到漠北，疆域再度得到扩张，膨胀到几乎肚子要胀破的程度。对内则主导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为大汉的扩张与刘皇帝的武功买单。
    但同样的，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财政危机、边境不稳、大灾大难等，最重要的，在对权贵的抑制方面，充当着先锋的角色，使他得罪了太多人。
    从去年中原大雨水开始，就已经有不少针对赵普的攻讦了，那个时候，也就是刘皇帝坚定地支持着赵普，才压下了那些异声。
    但谁又能肯定，刘皇帝对赵普就彻底放心，对他的信任到了没有保留的程度？这一点，稍微了解刘皇帝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
    于是，朝廷中又起流言了，这个东西，似乎永远也禁止不了，上边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下边就可能是满城风雨。
    而对赵普来说，也确实有些尴尬，因为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刘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对自己的权力忌惮了？还是对自己本身不满了？
    但迷惑的是，仔细回想了自己近段时间的表现，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也是经常去找刘皇帝奏事请安。若有不满，那在封禅的时候，自己可被刘皇帝钦点进行献，那是何等的荣耀。
    如果不是近期，那就得回溯得久些，那值得考虑的可就更多更复杂，也更烧脑。但不论如何思考，赵普也难得其解，至于去试探询问刘皇帝，赵普还不敢。
    于是，在开宝十一年的夏季，在东京朝堂，赵普突然有种“大权旁落”的感觉，下边部司的官僚，有不少人都开始越过他乃至太子，直接向刘皇帝奏事。
    这本身没什么不正常的，部司大臣，也有面圣奏事的权力，只是与过去的朝廷中枢以赵普为核心的常态有些不同罢了。只是过去，当大臣们找到刘皇帝时，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刘皇帝的答复一般都是找太子或者赵普。
    朝廷中的风声，总是难免传到刘皇帝耳中，当了解过后，刘皇帝反倒有些无语，他突然插手朝政，可不是针对赵普，又或者要把处置政务的权力都收上来，毕竟力不从心了。
    这样的变化，只是基于自身状态的一种调整罢了，哪里能够想到下边的人，包括赵普在内，会有那么多的联想。
    原本刘皇帝是没有想太多的，但了解到那些风声后，他开始了思考，赵普在朝廷中究竟是得人心多还是失人心多？倘若自己真要收回下放的治权，那些大臣们就是希望还是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