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情况，复杂多变，隐患重重，或许不容乐观，令人头疼，但所幸，也就此一隅罢了。对于处在初生上升期，国力也远未发展到巅峰的大汉帝国而言，也不可能处处都是问题，都是隐患。
    大汉四境，数来数去，也就北方的契丹，最具威胁，或者说能够对大汉产生威胁。不只是历来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警惕与排斥，更因为辽国的体制，那些汉制、汉礼、汉臣，是最为大汉的贵族与士大夫阶级所忌惮的，因为那意味着契丹入主中原的野心与文化基础，这十分遭有识之士嫉恨。
    而事实就是，大汉的统治阶级，宁愿北方是一个愚昧、野性的游牧部族，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糅合了汉家文化制度的半游牧、半封建的王朝长期存在。
    如今的大汉帝国，与原史同期的宋王朝不可同日而语，对北方的强邻的态度与应对措施自然也不同。大宋是没办法，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大汉则是寻得机会，就要北上，寻求灭了“辽”。
    在一统天下之后，作为帝国周边唯一的一个具备威胁的庞大势力，大汉对契丹辽国的关注也持续上升。两国的交流，也愈发频繁了。
    作为东亚地区的老大与老二，相互接壤，国境线漫长，汉辽双方，也不可能没有交流，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恶意的，双方之间，往来堪称密切。
    尤其民间，山阳、燕山两道，边市贸易发展到开宝四年，已然十分繁荣。不要把契丹当作纯粹的蛮夷，占据着东北以及广袤无垠的草原，其物产可一点都不贫瘠。来自草原的牛马羊驼以东北的药材毛皮，在中原可市场都是十分受欢迎的。
    汉辽大战血肉横飞的场景，历历在目，双方将士的尸骨，尚有露于野者，然而两国之间，却在复杂矛盾的政治背景下，保持着“友好”往来。
    也可以想见，说友好，但不可能真正友好。有和谐安宁的一面，自然也有矛盾冲突之时，边市上也不是没发生过契丹抢掠的情况，汉军北出关城“搜捕匪盗”，同样也有“照顾”契丹部族之时。
    只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整体的稳定，都克制着。并且，在开宝三年，辽国往东京送来了一名宗室女，名叫耶律翎，十八岁的豆蔻年华，为此，刘皇帝也回赠了一名“公主”。
    自汉辽大战以来，已经七年多了，通过这么长时间，辽国国力军力都有所恢复，休养生息可不只是中原的专利。
    而在这七年中，除了消除叛乱，安定臣民，巩固统治外，辽国对外主要办成了两件大事。
    其一就是西征高昌，灭西州回鹘，其战果前面已叙，此处不表，效果也很明显，辽国回了一大口血。
    不过，因为这一年多来，与黑汗王朝对上了，鏖兵日久，使得战争红利不复此前，反而空耗兵力，对于西域之事，辽国内部也出现分歧了。
    一部分人觉得也捞够了，希望放弃西域，减少无谓的损失，撤军东返；一部分人则舍不得西域那快乐，坚持要守住西域，继续创造财富，甚至提出，继续增兵，把胆敢与大辽作对的黑汗王朝给灭了，全据西域，尽取其钱财牲畜。
    对此，辽主耶律璟也尚在犹豫，不得不犹豫，若是黑汗像高昌回鹘那般好打也就算了，关键那时块不好啃的硬骨头，而南边的大汉，又不得不备，因此，对于西域之事，契丹永远不可能投入太雄厚的力量。
    而对于西域这块宝地，又着实舍不得，来自西域的财富，近几年可让耶律璟阔绰了一番，连赏赐臣子都大方不少。
    与西征相比，另外一件事，就显得不那么轰轰烈烈了。在大汉开宝二年冬，朝廷忙着平定东南吴越叛乱之时，辽主耶律璟以东京留守高勋为主帅，发兵灭了盘踞在其后花园的定安国。
    这个由渤海遗族组建的弹丸小国，在辽国真正下定决心要歼灭它时，却也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结果也没什么意外，城破，国灭。
    由于前一年，定安国的贵族们，曾希望能够内附大汉，由于地理路程限制，朝廷拒绝了。但是，为了安抚之，由大汉出面，邀高丽、定安共商其事。
    毕竟，定安国背靠高丽国境，于是，其国虽灭，却有不少贵族百姓，南逃至高丽境内，接受高丽国的庇护。只有少数人，浮海而来，投靠大汉，被安置在登莱一带。
    这少数人，算是幸运的，除了旅途艰难些，但到大汉之后，财产性命得到了保障，有一栖身之地，表现得好，还有入籍的机会。
    而被高丽收容的那些人，日子可就凄惨了，据闻，很多人被敲诈勒索，只能为奴，寄人篱下，饱受压迫，发展到后面，很多人选择逃回辽国，宁愿做契丹人的顺民。同样是被奴役，至少契丹还强大些。
    高丽对于定安国人的做法，实则让朝廷很不满，此事本是大汉牵头的，结果高丽表现得如此贪婪不义，甚至是在打朝廷的脸面。
    虽然没有发作，但大汉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了。尤其是，东北后面的局势，没有如大汉君臣所期待的那般发展。
    在高丽收容定安国人后，果然触怒了辽军，高勋亲自领军叩边，一副要打高丽的样子，毕竟，灭定安国实在没费什么军力。
    对此，高丽国的应对倒显淡定，一面增兵加强边境戍守，一面又准备了大量的酒肉食物用以犒赏辽军，姿态做得很足。
    最后，两国没有打起来，高丽把一部分定安贵族的头颅斩下，送给高勋，以示诚意。于是，辽军耀武扬威一番后，果断撤军，打高丽，他们还没有那个计划。
    东北的局势详情传到大汉后，自刘皇帝以下，无不愤慨，高丽国表现太过，行事全然没有考虑大汉朝廷的感情。
    对定安之事，遣人问罪王昭，结果王昭表示边境之事，都是地方的将领擅作主张，他不知情，当即彻查。然后，在汉使归来之时，带回一颗人头，说已经为定安之事做了处罚，这颗人头就是给朝廷的交代。
    如此做法，如此伎俩，岂能瞒得过大汉君臣的眼睛。真正让刘皇帝感到气愤的，是东北传来消息，辽国与高丽之间，也开始交通往来了，这可大大触及了刘皇帝的底线。
    为何与高丽交好，对王昭予以支持，还不是想在北伐之时，利用高丽的力量。结果呢，事还没成，其已露反骨仔本性了。
    高丽如此表现，也不是难以理解，只能说，大汉强大之后，带给周边国家的压力太大了。如今，汉强辽弱的形势明显，高丽王王昭也不是傻子，当然愿意看到辽国能顶住大汉的压力，他就可安安稳稳做东亚地区的老三，甚至伺隙从中渔利。
    当然，与辽国交好，可不代表彻底得罪大汉，与帝国翻脸，仍旧恭恭敬敬地侍奉着，每年使者贡物不断，但大汉想要干涉其军政，显然也是不可能了。王昭希望的，还是能够在汉辽之间，左右逢源。
    然而对此，刘皇帝是真的恼火了，一度将高丽的贡物给摔到地上，大骂王昭，说他翅膀硬了。但是，愤怒之余，却真拿此时的高丽国没什么办法。
    或许有些惩治手段，但是使出来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反而会彻底把高丽推向辽国。刘皇帝，毕竟不是个感情用事的人，更不会为愤怒影响思路，但是，心中已然暗暗把高丽记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