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分南北《明史·选举志》：明初，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丁丑，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试陈安阝第一。帝疑所取之偏，命张信等十二人复阅，安阝亦与焉。帝悉诛信蹈及信、安阝等，戍三吾于边，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然讫乐永东间，未尝分地。洪熙元年，始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十六，北十四。宣德、正统间，又分南、北、中卷，此科场分南、北、中卷之始也。（《七修类稿》谓：仁宗时，杨士奇奏分南、北卷，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议上，宫车晏驾。至宣宗始行之。傅维麟《明书》谓宣德中上尝论科举须兼南、北士，但北人学问不及南人。杨士奇乃请将试卷例缄姓名，处书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则似出于宣宗之谕，而非仁宗时事。）
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前明南北两京解元，不尽以本省人为之。按《两京求旧录》记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辛卯徐则宁，嘉靖壬子孙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黄文忠，永乐戊子黄寿生，俱福建人；正德庚午许继先，嘉靖戊子许仁卿，俱浙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雷，嘉靖戊子马一龙，辛卯马从谦，癸卯沈绍庆，隆庆丁卯庄允中，俱南直隶人；正统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马恂，天顺壬午郑宏，弘治戊午孙青，辛酉谢丕，嘉靖壬午周礻Э，己酉孙铤，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罗，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庆庚午李廷机，万历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郑光溥，山东人；宣德己卯邹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杨濂，四川人。自万历壬子宋凤翔以浙人领解，此后必北直人居首矣。
五经中式乡、会试由五经中式者，有明一代仅二、三人。洪武二十三年闽人黄文忠，试南畿，五经题兼作，以违式取旨，特置第一，免会试，授刑部主事。此五经之始也。至崇祯甲戌会试，则福建颜茂猷（《明史·选举志》：崇祯甲戌会试，举人颜茂猷通作五经文，帝许送内帘，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为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丁丑则江西揭重熙（见本传），癸未则浙江谭贞良、冯元飙（见顾宁人《日知录》，吕种玉《言鲭》，钮玉樵《觚剩》）。入本朝则指不胜屈。顺治丁酉乡试山东法若真，以全作五经，监临主司公荐异才，诏试玉芝，官以内阁中书，一体会试，丙戌成进士馆选（见《寄园所寄》）。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经，以违例不准誊录，监试御史陆祖修特疏以间，得旨许其一体会试，戊辰俱成进士馆选（《见觚剩》）。壬午科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一庄令舆，一俞长策，初以违例贴出，仍具奏得旨，俱着授为举人，准会试。嗣后做五经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详议具奏（见《香祖笔记》）。自是著为令甲，各省定额外加中五经二人，于是习者益众。康熙癸未则清苑张秉ツ、泰州宫懋言、山东李颂，俱中式。而各省乡试亦多以此取中，如王阮亭《分甘余话》所记直隶、陕西等省，至有以五经抡元者。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绂五经文及二三场，皆博大精深，谓其有万夫之禀。至雍正丙午科，常州徐景曾乡试以五经中副榜，亦蒙恩准其一体会试，遂成庚戌科进士。此尤出于常格也。然文思敏捷者，两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艺，实亦不难。余亦以五经中乾隆庚午科顺天乡试，辛未年会试，奉旨停止五经中式之例。（按《汇书》，宋时郑侠之父晕同五经出身，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赐五经及第，又蔡齐、孙俱中九经状元，则前代已有之）。
远省举人给驿马今云、贵、四川举人赴京会试，例给驿马，盖自宋时已有此制。《燕翼贻谋录》云：远方寒士，预乡荐而不能至礼部，良为可念。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使定例施行。盖自起程及还乡，费皆仰给于公家。
科场给烛袁文《瓮牖闲评》谓：唐时科场不许见烛，五代窦贞固以昼短举子不能尽所长，乃请夜试，许用三条烛。故韦贻永诗：“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此五代故事也。然晚唐时有“更报第三条烛尽，文昌风景画难成”之句，则唐时已有给烛之例。
乡闱用京官主试宋时乡试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宋史》：萧燧以进士为平江推官，有秦桧亲党密告以必主文漕闱曰：“丞相将以子相属也。”燧拒之。既而被檄，将就院，忽易一员，秦喜果中前列。《夷坚志》：天台丁可成进士，家居待阙，漕使念其贫，檄为常州考官。《续通考》：元制，选考试官，上都、大都由省部选差，各行省由行台及廉访使公同选差，每处考试官一员。《元史》：熊朋来，江西人，延设科，行省请朋来为考官。朋来以应试者多及门，遂不就，而就他省之聘。吴澄有《江西秋闱分韵》诗，序云：“延四年，江西中书省举进士，典校文者七人，或千里外，或千里内，一时咸至”云。是宋、元乡试主文者皆不命京朝官也。（按《元史》畅师文为翰林学士，延四年主试河南，归卒于传舍。则又似以京官出典试。岂近省用京官，而远省则就近征聘耶？）明初仍宋、元之制，各省乡试，皆由监临会同提调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职及居家士大夫主之。至有用儒士者。《棘闱记》：永乐中各省乡试，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反为同考者。《明史·选举志》：景泰三年，命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于是教官主试，遂为定例。其后有司徇私聘取，监临官又往往侵其权。弘治中，谢铎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既卑，听其指授。乞命部属等官，每省差二员主考。时不能用。至嘉靖七年，因张璁言，乃差京官主考，阅戊子、辛卯两科仍罢。至万历十一年，又遣京官，自是遂为定例云。（《选举志》亦谓景泰以后，专用教职主考。然亦有不尽然者，如正统中邝野官陕西，久思一见其父，乃欲聘父为陕西乡试考官。父怒曰：“子为宪司，父为主考，何以防闲！”乃止。又少卿杨濂以服阕主浙江试，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东试，皆非教官也。吴青坛《读书质疑》谓：弘治甲子，礼部议各省主试以进士为之，不拘现任、致仕。盖因谢铎之奏，稍变其例，不专用教官矣。）《涌幢小品》谓：嘉靖戊子、辛卯二科，差京官为各省主考，不用词林，皆科部及行人为之。其给事中，不独于浙江、江西，即山东、两广、云南、四川亦用之。至万历乙酉、戊子，差京朝官则用词臣三员或四员，给事中亦同此数，皆用之于浙江、江西、福建、湖广，而他省则用部寺以下官云。其乡试同考官之例，按明《选举志》两京房考多用教职。嘉靖七年，以张璁言，加科部官一员。二十五年，从给事中万虞恺言，各省乡试房考精聘教职，不足则聘外省推官知县。四十三年，又从御史奏，两京同考用进士京官，《易》、《诗》、《书》各二人，《春》、《礼》各一人，其馀乃参用教官。万历四年，又议从京同考教官，衰老者遣回，取足于观政进士，南京取足于附近推知，于是教官不用矣。
十八房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谓之十八房。按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但不载房数。今之十八房，盖沿前明制。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明史·选举志》：初制会试同考八人，其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中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用十七人，翰林十一，科、部各三。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此十八房之始也。四十四年，又因余懋学奏，《易》、《诗》各增一房，遂有二十房。（顾宁人云：天启乙丑，《易经》、《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礼》各一房，为十五房。崇祯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本朝酌定中制，《易》、《诗》各五房，《书》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特旨不复分经，但以一二为次，仍用十八人。此不唯可以防弊，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限之以房，则卷少者甚闲，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余分校壬午乡闱，签掣《诗》五房，通计京闱卷八千有余，而《诗经》独至五千卷，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尚多三分之二。不得已，分八百余卷入《春》、《礼》四房助校。然《诗经》犹各阅八百余卷，其视《易》、《书》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闲剧大不侔也。今不分经，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可从容校阅，不至苟简矣。
读卷官廷试进士，例点大臣为读卷官。今对策进呈后，皆上亲阅，不烦大臣读也。古时则实于御前跪读。《宋史》王沔最善读，仁宗每试举人，经沔读者，多在高选。举子纳卷，必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吕陶对策，力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读未半，神色颇沮。神宗觉之，乃命冯京竟读。胡安国廷试，策以推明大学、渐复三代为主，宰臣以其无诋元语欲置下等。哲宗命再读，擢第三。《王应麟传》：廷试进士，上欲以第七卷为第一卷。应麟读之，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遂置第一，乃文天祥也。《金史·李晏传》：世宗御后阁，召晏读进士所对策。又《尧山堂外纪》：罗伦既中，会试于礼部，颁卷时，乞增纸以毕所欲陈，礼部许之，伦遂成三十幅。李文达进读跪久，至不能起，上命中使掖之，罗成大魁。是古来读卷，皆在御前跪读，今但拟别高下，将前列十卷进呈，候上亲定，无所谓读卷之事矣。阮亭《池北偶谈》谓：今制内阁九卿读卷，候旨命读则读，不命则否。是本朝令甲亦无不读之明文，故仍曰读卷官，而不曰阅卷也。特以圣学高深，一览了如，毋烦大臣捧读耳。
按古人奏事，皆在御前跪读，不特读卷也。《汉书》：霍光等奏皇太后废昌邑王，尚书令读奏云云。读至半，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云云。六朝以来，亦有对仗读弹文之制。《南史》：徐陵奏弹安成，王琐进读奏状，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唐书·毕构传》：敬晖等表武三思等不宜为王，构以中书舍人当读表，抗声析句，左右皆晓。王义方以李义府纵囚妇淳于氏，逼死大理卿毕正，义方乃具法冠，对仗叱义府下跪读状。《宋史》：司马光、吕诲上建储疏，韩琦读于上前（《韩琦传》）。富弼读张方平疏于上前，漏尽十刻（《富弼传》）。唐炯劾王安石，上殿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听札子！”乃抗声宣读，凡六十余条，上屡止之，炯读自若（《唐炯传》）。林栗入奏事，读至“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帝称善。栗曰：“臣意尚在下文。”乃再读（《林栗传》）。高宗初相李纲，纲以十事要说，每札面读讫，又陈其以所然（《建炎进退志》）。考宗欲行三年丧，沈清臣论丧服六事，读甚久。知阁张嶷屡叱之，上令勿却，嶷奏“恐妨进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遂读毕（《癸辛杂识》）。明吕震兼领礼、户、兵三部，凡奏事，他尚书皆执副本，又与左右侍郎更迭进奏。震独奏三部，背诵如流水，未尝有误（《明史·吕震传》）。英宗北狩，成阝王监国午门，群臣劾王振罪，读弹文未起，马顺厉声叱出，王愤，遂击杀顺（《王传》）。此皆御前读奏之故事也。按《明史·魏元传》：故事，谏官弹章，非大廷宣读则封进，未有不读而面呈者。成化中，给事中董等劾商辂，疏径呈御前。帝怒其不循旧制，叱之。盖明制面奏未有不读，不得面则封进耳。然天顺中，杨、周斌等劾石亨、曹吉祥，帝大怒，掷弹章俾自读。斌且读且对，神色自若。此又似面奏即进疏不须读者，盖其疏先封进，及帝怒召斌等诘问，又令自读耳。
殿试弥封另誊《独醒杂志》：绍兴庚辰殿试，上亲阅卷，问对读官云：“鹤鸣却写作鹤呜，呜呼却写作鸣呼，何也？”对读官李浩曰：“臣读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视之，果然。是宋时殿试亦弥封另誊进呈也。《渑水燕谈录》亦谓廷试弥封誊录始于景德、祥符之间。《宋史·常安民传》：安民试第一，主司启封，见其年少，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较艺，岂容辄易？”此盖礼部试，非廷试也。
科场回避亲族《通考》：唐开元二十四年，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试事，其侍郎亲故则移试考功，谓之别头试。此后世科场回避亲族及另设回避卷之始也。然《唐书》沈绚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于诸叶中放谁耶？”曰：“莫如沈先、沈擢。”其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遂放儋及第。则宗族又似不回避，按《齐抗传》：礼部侍郎试贡士，其姻旧悉试考功，谓之别头试。抗以为侍郎大臣皆上所任，不必别试，乃奏罢之。沈绚之取沈儋，或齐抗奏罢之后欤？否则先、儋等与绚本同姓不同族欤？《宋史·张士逊传》：科场初用糊名法，士逊为巡捕官，以进士有姻党，请回避。自是有亲嫌者皆试，著为令。而宋制应回避之人，有并及门客者。《夷坚志》：江义和预乡荐，淳熙辛丑，其弟义端为文院点检试卷官，牒诣别头，乃奏名以黄甲榜登第。此亲族回避也。黄若纳以衤覃服不及试大院，及经营以某公门客避嫌例，试别所，遂登科。此门客回避也。
乡会试录有序乡会试录进呈主试者，例作序文，自明洪武中陶凯主试始。洪武三年，凯定科举式。明年会试，凯为主考，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凯序其首简，遂为定例。事见《明史》本传。
程文墨卷乡、会试闱中例刻魁卷，自明万历中始。《续通考》：万历十三年乙酉科，题准程式文字，就将士子中式试卷纯正典实者，依制刊刻，不许主司代作。其后场有学问该博者，亦许甄录。此刻魁卷之始也。（王阮亭《池北偶谈》亦谓：旧制科场进呈试录，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文稍为点定，自万历乙酉始。）按古时程文本系官为颁定。《五代史·李怿传》：张文宝知贡举，所放进士有覆落者，乃请下学士院，作诗赋为贡举格。学十窦梦征，张砺等所作不工，乃命怿为之。怿曰：“吾少举进士，盖偶然耳。后生可畏，来者正未可量。假令予再试礼部，未必不落第，安能与英俊为准格耶？”此学士院所作程文也。明洪武初定科举，命宋濂、詹同等撰经义式，先期行礼部颁降。此礼部所颁程文也。成化中，詹事黎淳奏科场作文定式，洪武中尝降近年所刊程文，纯粹者少，驳杂者多，乞将考官究治。此主司所作程文也。是以有明以来，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举子之作为墨卷。其实古来举子之作亦称程文。叶石林曰：唐时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名次处之。如和疑以十三名登第，后得范质，爱其文，亦处以十三也。则以举子之作为程文，自唐、五代已然。元怀《拊掌录》：科场进士程文多可笑者，国学试“体貌大臣”，有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此大臣之有体者；若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黄常明《诗话》：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尚难反复曲畅。洪景卢《夷坚志》：余镛族子狃千一郎虽能作程文，然学艺迥出镛下。又福州名士张楠祷于土地神曰：“楠虽不肖，学业程文不在侪辈下。”又刘尧夫带病入试，信笔塞白，忽洒然而醒，自读程文，大笑，尽抹去，改为之，遂中第一。谢叠山《送程汉翁序》亦云：科举程文之士。《金史·章宗纪》：诏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以数。《杨伯仁传》：进士吕忠翰廷试第一，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伯仁曰：“当在优等。”又《郑子聃传》：廷试后，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对曰：“可入甲乙。”正隆二年会试毕，海陵以进士第一人程文示子聃，子聃少之。《癸辛杂识》：陈揆集中有《忸怩集》，乃为举子时所作程文。《明史·陶凯传》：洪武四年会试，凯为主考官，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进御。此皆举子之作称程文也。顾宁人谓：宋以来多取士子所作为程文，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后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为墨卷云。制科题目宋时试博学宏词，题目多使人疑误以难之。沈作《寓简》：有十字诀，曰明，曰暗，曰疑，曰顽，曰合，曰揭，曰坼，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题目中不见数，而藏五与十二于其间。若明数，则如“既醉备五福祭有十伦”是也。疑则如“尧舜汤禹所举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传》书天子所服，谓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倪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事也。又如“汤周福祚”，疑若二代，乃是《杜周传赞》张汤、杜周并起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及也。此专以疑误困人，实难捉摸。然叶石林云：昔有人习大科文字十馀年而业成者。马端临亦谓有巽岩者，取诸书可为制科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殆无遗漏。则制科亦有拟题矣。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两题，分三场，每场一古一今。
题名录一榜进士出，翰林衙门例刻《题名录》，此盖本唐时进士《登科记》之例也。《封氏闻见记》云：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好事者因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讫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张弹落第，两手捧《登科记》，以为千佛名经。又元、明以来进士例刻碑于国子监，尽列一榜姓名，此亦仿唐慈恩题名之例。《嘉话录》：题名起于进士张莒偶游慈恩寺，题名雁塔下，后登科者遂为故事，乃书之于板，宋时进士题名则刻石于相国、兴国两寺，见《文昌杂录》。其刻石于国子监，则自元仁宗时始。
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中式新进士例赴国子监拜祭酒、司业，其由来不可考。观元人《欧阳圭斋集》有四绝句记进士谢师礼成，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门传胪，赐进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业国学日新斋，余授业生也。是日京尹设鼓乐旗帜导二状元入学谢师，拜余明伦堂。榜眼刘思诚、探花郎徐容，尝因同年黄晋卿、彭幼元从予游，亦拜其侧。其馀进士以门生礼来拜谢者不计其数”云云。据此则元时状元之拜祭酒，似因曾在国学肄业，故有谢师之礼。其不由国学肄业者，或不在此例。以后遂相沿为故事，凡成进士者，无论肄业与否，俱行拜谢之礼耳。（《明史·选举志》：国初，宋纳、吴为国子监祭酒，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戊辰任亨泰廷对第一，太祖召纳褒赏，撰题名记，立石监门。辛未许观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不绝，此又可想前明新进士拜国子监之由。而监中立进士题名碑，亦以进士多由监中中式者，故创此制，其后遂沿为成例，凡新进士每科须立碑监中也）
座主见门生礼门生之礼，汉与六朝各别，说见“门生”条内。至举子中式者对座主称门生，则自唐始。《唐书》：权德舆门生七十人，推沈传师为颜子。又《权璩传》云：宰相李宗闵，乃父门生也。《萧遘传》：遘为王铎所取士，及与铎同为相，常奏帝曰：“臣乃铎门生。”此座主门生之见于史册者也。门生谒座师、房师，将出，师送至二门外，不出大门。及门生为主考、同考官，例须亲率所取士谒己座师、房师，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以文学在朝久，宰相马嗣孙、桑维翰皆礼部所放进士也。后马知贡举，引新进士诣。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传以为荣。维翰为相，尝过，不迎不送。或问之，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僚也；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门生见座主故事也。《唐书》：杨嗣复知贡举，其父于陵自洛入朝，嗣复率门生出迎，置酒第中。于陵坐堂上，嗣复与诸门生坐两序。而于陵前为考功时所取李师稷，时为浙东观察使，适亦在焉。人谓杨氏“上下门生”，世以为美。此又门生见座主父之故事也。（座主亦称主文，《通鉴》王铎乃韦保衡及第时主文是也。按古时惟成进士时座师称座主。张籍《寄苏州白使君》诗“登第早年同座主”是也。查初白诗，以乡举主考亦称座主，恐无所本。）
按《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及称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先是唐会昌三年，中书奏及第进士不得呼有司为座主。后唐长兴六年，中书又奏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本朝初年，因御史杨雍建言，亦尝有禁。故今中式士见主司，但用姓名书帖，不称门生。此又近时科场故事也。（《明史》：霍韬举进士，出毛澄门下，素执弟子礼。及议大礼不合，遂不以澄为座主。及韬总裁己丑会试，亦遂不以唐顺之等为门生。）同年同年之称起于唐。按《唐书·许孟容传》：京兆尹元义方劾宰相李绛与孟季（孟容弟）同举进士，为同年才数月辄徙宫。帝以问绛，绛曰：“进士、明经，岁大抵百人，吏部得官，岁至千人。私谓同年，本非亲与旧也。”然则是时吏部同岁选官者亦号同年。《通鉴》：令孤楚与皇甫同年进士，故引楚为相。后宪宗崩，穆宗欲诛，楚与宰相萧亻免皆同年进士，力救之，乃贬崖州司户。是李绛虽曰“同年非亲与旧”，而其时同年之分谊己亲。按《后汉书·李固传》有同岁生得罪于梁冀。陈寿《魏志》云：魏武与韩遂父同岁孝廉，故临阵时与遂交语移时。同岁即同年也，则是时同岁举孝廉者已有分谊，此又后世同年之风之所始也。近世又有序先后同年者。《文昌杂录》太子太师张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宁九年丙辰薨，先一年为乙卯，及见登科新进士。此先后同年之所由也。余庚午乡举，宛平黄叔琳开府，系前庚午举人，曾为先后同年之会，大学士史铁崖并及见先后进士同年，真为盛事。
填榜今科场拆卷填榜，先从第六名起，盖是古制。《唐摭言》记杜黄门知贡举，第三场诸生五百馀人咸在，未有填榜人。举子尹枢请任之，因令卷帘，授以纸笔，每札一人，则抗声唱名，无不念其公。唯空其元未填，枢清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笑诺之，因令亲笔自札之。是唐时填榜已空状头也。然填榜何患无人，乃令举子自书？恐唐制亦未必如此，《摭言》所云，未可信也。又李肇《国史外》：李程试《日五色赋》，既出，见杨于陵。于陵见其破题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谓程曰：“君今须状元。”翼日无名，于陵大不平，另以故册写其文见主司。主司叹赏不已，曰：“场中有此，当处以状元。”于陵乃曰：“此李程作也！”亟命取程卷对之，一字不差，遂擢为状元。是唐时主司未放榜可以见客，然未放榜何以知其无名耶？岂穆宗以后，原有先送取中试卷姓名于中书复阅而后放榜之例，所谓翼日无名者，或即送中书未放榜之先耶？然既送中书阅定，又岂能填榜时忽改一状元？是皆不可信者也。
寄籍《摭言》记白香山守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祜负时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至，香山请诵所为诗，祜曰：“某《甘露寺》诗：日月光先见，江山势尽来。”凝诵《匡庐瀑布》诗：“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愕然，凝遂举首。苏叔党本东坡子，蜀人也，而在杭州发解。然则唐、宋时解送举子，不必皆本籍人也。或解送虽不必本籍，而其人之籍贯亦不必改从取解之地耳。按《闲居诗话》云：福州人周总，天禧二年值诏下，赴乡荐不及，有故人为父三代名讳亦从之，果为谯郡守，往投之。而国家申严条约，不许寄籍，遂以其郡周吉这预荐。其父闻之，寄诗曰：“文章不及林洪范，德行全亏李坦然。若拜他人为父母，直须焚却蓼莪篇。”总遂郁郁以卒。是宋时籍贯之制本严。洪容斋《随笔》云：偶得延平元年孙仅榜一小录，一榜共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贯开封府，唯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贯开封，谓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皆外方人寄籍，以为进取之便耳。此盖因籍贯严而皆寄籍京尹也。又《元史·胡长孺传》：长孺本永康人，宋咸淳中从外舅徐道隆入蜀，铨试第一。则宋乡试又有不拘本籍者，盖仍用本籍乡贯而就试于他府耳。月鲁不花本蒙古逊都思氏，随其父任就试江浙，乡闱中右榜第一。则元制蒙古人亦可就试各省矣。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顺天，屡禁不止，盖时际升平，士皆自奋于功名之路，固非条教所能尽绝也。
关节关节二字，起于唐，然不尽指科场言也。《杜阳杂编》：元载嬖其妾薛瑶瑛，瑶瑛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母曰赵娟。娟与中书主吏卓倩等广购贿赂，号为关节。是凡营私信息皆号关节矣。（宋包拯知开封府，京师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亦不专指科场。）李肇《国史补》叙进士科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牛轲《牛羊日历》云：轻薄奔走，扬鞭驰骛，以关节紧慢为甲乙。杨汝士、钱徽知贡举，段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关节得之。”乃命复试。李景让最孝友，其弟属其请托主司，景让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可效人求关节乎？”《摭言》：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来取状头，锴廷斥之。又广明乱后，郡国不复以贡士为意，惟江西钟传急于荐才，四方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求首荐者。此皆指科场之关节。盖关节之云，谓竿牍请嘱如过关之用符节耳。（按唐时又有通榜之例，洪容斋谓唐不糊名，有交朋之厚者为之荐达，谓之通榜，故其取士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或有胁于权势，挠于亲故者。若主司贤者则不然，未试之前，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今按《摭言》贞元十九年权德舆主文，陆员外亻参通榜，韩昌黎荐士十人于亻参。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皆捷。此所谓通榜也。其胁于权势，如裴思谦以仇士良书函求上第，则谓之关节，正李肇所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也。）至后世举子所谓关节，则用字眼于卷中以为识别者。《宋史·刘师道传》：第几道举进士，因廷试卷糊名，陈尧咨为考官，教几道于卷中密为识号。此则近代科场关节之所仿也。然唐时关节多出于情面权势，尚未有以贿赂者。《宋史》：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托钦若所善僧惠秦，许银三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惠秦令钦若门客转达钦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及银数于臂，入白钦若。榜发，果登科。为御史中丞赵昌言所劾。此则宋时科场之弊，较唐更甚矣。明成化中，万安为相二十余年，每遇试，必令其门生为考官，子孙甥婿多登第者。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主考，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乃命东阳独阅文，而敏政谪官，寅、泰皆斥谴。嘉靖四十年，应天主考无锡吴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谪外。万历四年，顺天主考张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侍郎王篆之子之衡、之鼎。居正既设，御史丁此吕追论其事。三十八年会试，庶子汤宾尹为同考官，御史孙居相劾其私韩敬。吏部尚书孙丕扬因置宾尹、敬于察典。而是时进士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亦有私，为孙居相所劾。又吴道南典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与同里赵鸣阳联号舍，代为文，榜发，同和第一，鸣阳亦中式。都下大哗。道南亟检举，诏复试。同和竟日作一文，乃戍烟瘴，鸣阳除名。天启二年，中允钱谦益典浙江试，取举人钱千秋卷，七篇大结，迹涉关节，榜后为人所讦，谦益自检举，千秋谪戍。后谦益应推阁臣，温体仁以此事疏攻，遂罢枚卜。此皆科场舞弊之近事。
帖括、策括《唐书·选举志》：杨绾疏言：“明经但记帖括。”按《文献通考》，唐制帖经试士，后以应试者多，至帖孤章绝言以惑之，应试者乃索幽隐，编为诗赋，不过数十篇，难者悉备。此即所谓帖括也。又《薛登传》：后生皆缉缀小文，名为策学。而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亦云：近世士大夫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是策亦有括矣。不宁惟是，《文献通考》又云：宋时制科，所难者六论。有巽岩者，取诸书可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殆无遗漏。则论亦有括矣。又范文正以馆职荐富郑公，公辞以未习。范曰：“已为君置大科文字。”所谓大科文字，盖亦巽岩所编之类也。是诏册亦有括矣。学术日薄，士皆以捷给为务，近世馆阁之类书，科场之策略，传遽旁午，固无足怪也。（《明史·汤礼敬传》：宋末有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讲章等刻，亦帖括之类也。）及第诗《池北偶谈》引苏子美《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云：“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霄上。气和朝言甘，梦好夕魂王〔旺〕。轩眉失旧敛，举意有新况。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谓一第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废不达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诗话》谓孟郊下第诗“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及登第，则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一第之得失忧喜如此，宜其虽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说，亦同此意。又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宋张虞登第，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曰：“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如其言。陆放翁《家世旧闻》：张中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试时挈友人手曰：“如何得乡里知去？”后为象山县官，以事罢，流落终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验。然得意诗亦有不尽关乎后日之福泽者。黄常明《诗话》记白香山及第诗：“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宋史·吕大忠传》：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时自称状元。大忠曰：“状元者，及第未除官之名。既为判官，不可更称。”又《六一诗话》载吕文穆未第时，薄游一县，县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或言吕工诗，宜少加礼。胡问其警句，客举其一首，末句云，“挑尽寒灯梦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汉耳！”吕闻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声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夷坚志》：董体仁累举不第，过临江郡守彭子从，其乡人也，视其刺字曰：“老榜官耳。”次年南省奏名廷试第一，佥书镇南军判官，归次临江。彭遣人迎，董书其纸尾曰：“黄纸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甚惭悔。《独醒志》则以为体仁寄家人之作，非寄彭守也。按香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马后为大监卿，董后亦为相，则此事固不可概论也。第进身之始，辄沾沾得意，则器小不言可知。王沂公状元及第，郡帅令倡乐迎于郊，公乃易服，由他门入谒守。守惊曰：“已遣人奉迎矣！”王曰：“不才偶忝科第，敢烦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过也！”守叹息卜其远大。明罗洪先作状元，外舅曾太仆曰：“喜吾婿干此大事。”罗面发赤曰：“大夫事业更有许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犹袖米借何、黄二公联榻萧寺中讲学。观此则二公所志之远大可知矣。
甲榜乙榜今世谓进士为甲榜，以其曾经殿试，列名于一、二、三甲也。举人谓之一榜，后以进士有甲榜之称，遂以一为乙，而以举人为乙榜非也。《汉书·儒林传》：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氏《通典》：进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来，第进士惟乙科。《旧唐书》：玄宗亲试，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玄宗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其乙科凡三十馀人。是甲、乙科俱谓进士也。宋时进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绍兴十八年，赐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第一甲十人，二甲十九人，三甲三十七人，四甲一百二十二人，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名。宝四年，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首，陆秀夫第二十七，三甲七十三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十三人。
陔余丛考卷三十数目用多笔字陆容《菽园杂记》：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传始于尚书开济，因钱谷之数用本字，则奸人易窜改故耳。然宋边实《昆山志》已有之。洪容斋亦谓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柏亦然。可见多笔字宋已用之。且不特此也，古书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叁，其义本同。《鸠·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则“其仪一兮。”《表记》“节以壹惠”，注云：声誉虽有众多，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孟子》“市价不贰”，赵岐云：无二价也。本文用大贰字，注用小二字，二与贰通也。《大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亦用大壹字。《系词》“叁天两地”，《释文》云：参音三。《周礼》“设其叁”，注谓乡三人。则三与参通也。又宋人袁文云：十千为万，乃万字也；至万字，则蝎也。二字义本各别，惟钱谷之数惧有改移，故万借作万字耳。然《诗》《书》中如“万方有罪”、“万福攸同”之类，《左传》“万，盈数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万。《汉书·项籍传》赞引贾谊《过秦论》“起阡陌之中”，《史记》作“千百”，则千百与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监中，东钱以八十为陌，西钱以七十为陌。沈括云：谓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与伍也。合而观之，则数目用多笔字自古已然，菽园谓始于开济者，非也。至廿、卅、字，或以为俗书省文。按《说文》云：廿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反，四十之省也。是廿、卅、正古文也。《国语》“行玉廿”，正作廿字。《史记》载秦始皇碑：“皇帝临御二十有六年”。洪容斋谓应作“廿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迁易为二十有六年，故独此一句成五字耳。由此类推，往往有流俗指为俗书，而其实系本字者。如礼字、处字、与字，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释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处，释与字云：赐予也，与舆通。然则今所谓俗字，乃正文也。又如弃之与弃，饥之与饥，烟之与烟，棋之与棋，栖之为栖，┺之为笋，个之为个，亦正文也。至有实系俗书，不可用者。宋景文《笔记》云：后魏、北齐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辨，文子为学之类。隋有柳，则又因巧言而讹为巩矣。此则真俗书也。时俗数目字，又有故为省笔，以便书写者。《贡父诗话》谓：今以万为万，以千为丿，人人能道之也。然则以千为丿，宋人已如此矣。至贡父以万为俗字，则失考。
银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内“金银布帛”一条，谓专用银钱为币，直至明中叶始定。此说殊不然。按银之为币，古人原用之。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然太公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则周时但以黄金及钱帛为币，而银不用。《管子·国蓄篇》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曰：无金则用其绢，绢三十三当金一镒‘无绢则用其布，布百两当一镒。《国语》晋夷吾求入国，许赂秦公子絷黄金四十缢。《国策》：秦使唐睢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争斗矣。是春秋、战国所用唯黄金、刀、布也。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余皆用钱。其珠玉、龟贝、银锡只为器饰，不用为币。汉初因之，然晁错言：“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则是时虽不用银，而银与金珠同贵可知。汉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为币。白金乃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其文龙，直三千；次曰以重〔应补“差小”二字〕，其文马，直五百；次曰复小，其文龟，直三百。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则已有用之者，然岁余终废不行。王莽时又制为银货，与钱货并行（朱担银八两为一流，直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而民间仍以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钱，令民以谷帛相易。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北史》魏张普惠疏曰：高祖废长尺、大斗、重秤，后因军国需用，故绢上加绵八两，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纳赋皆以绢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禄，每户增调绢三匹、谷二石九斗，以为俸禄之用。夏侯道迁岁禄三千余匹，李冲一门岁禄万匹，是官俸皆以谷帛也。张谠妻为魏所虏，谠以千匹赎之，是赎罪亦绢帛也。高允死，赐以粟五百石、绢千匹。高澄生子，魏孝静帝赐锦彩布帛万匹。是赐予皆谷帛也。西魏赏擒高敖曹者布绢万端。是购赏亦布绢也。）此历代未用银之证也。《文献通考》：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交易。后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此盖用银之始。然第行于边地，而中土尚未行。（按刘宋时，徐豁以采银户易困，请准银课米。梁武陵王纪以黄金一斤为饼，饼百为箧，至有百箧；银五倍之。则六朝时虽不用银，而银已贵重，犹今俗虽不以金为用，而金价自贵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并未尝征钱。天宝中，杨国忠请令各道义仓及丁租地课皆易布帛充禁藏，玄宗诏百官观库，物积如山。是亦尚皆用布帛。宪宗元和三年，诏天下有银之山即有铜，铜可资于鼓铸，银无益于生人，其令现采银坑并宜禁敕。李巽又奏请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则并禁用银矣。（韩愈奏状言：五岭买卖皆以银。张籍《送南迁客》诗：诲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可见是时唯岭外用银。）然《唐书·齐映传》：藩镇初献银瓶高五尺，李兼镇江西，始献六尺，至映又献八尺。《太平广记》：御史苏某以洛阳寺中有银佛，遂取以归，时人谓之苏扛佛。则是时虽不用银，而已竞相贵重；既竞相贵重，则渐用之于市易，亦势所必然。顾宁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间但以银市易，为后世上下用银之始，而不知亦非也。《五代史》：后唐庄宗将败。谕军士曰：“适报魏王平蜀，得金银五十万，当悉给尔等。”又李继韬既反复降，其母杨氏善蓄财，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庄宗之宦官、伶人，并赂刘皇后，继韬由是得释。慕容彦超好聚敛，为伪银，以铁为质而银包之，人谓之铁胎银。想其时民间已皆用银，故彦超至作伪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则何必为此哉？宋真宗澶渊之盟，定以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徽宗大观三年，将改当三钱，宰执预知其事者，恐所积钱折阅，乃尽以买金银。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笑。《李忠定公传信录》：忠定为亲征御营使，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两贯匹。南宋时赐秦桧造第银绢万匹两。贾似道母死，赐银绢四千两。《金史》张行信疏称，买马官市于洮州，以银百锭，几得马千匹，乞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匹云。亦可见银已通用也。按《宋史》仁宗景二年诏：福建、二广岁输缗钱易以银。此为岁赋征银之始。绍熙中，臣僚言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此又南宋时折绢收银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以旧例银每绽重五十两，其直钱百贯，民间或有截凿用之者，其价亦随轻重为低昂，乃更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官俸、军须皆银、钞兼支。此朝廷用银之始。宣宗兴定三年，省臣奏：向来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作钱二贯。今受通宝赃（钞也）至三十贯者已得死刑，若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实觉轻重悬殊，遂准犯时银论罪。此以银计赃之始。是时又诏除市易用银及银与宝泉相易之禁。其后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易市，并钱钞亦废矣。元宪宗五年，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者，以半输银，半折丝绢等物。因张晋亨言五方土产各异，必责以输银，有破产不能办者，乃诏民听输土物，不复征银。又《续通考》：文宗天历元年，天下课税之数，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两，银七万七千五百一十八两。则犹是土宜所出，而非以当赋税也。《明史》：洪武初，天下田赋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石，钱钞三万九千八百绽，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钱钞五千七百三十绽，绢五十九匹。是所征者犹第米麦钱钞及绢，而未有银。洪武九年始有折纳令，其制屡有增减。（九年银一两，钞十贯，钱千文，皆折米一石。十八年钞五贯折米一石，绢一匹折米一石二斗，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折米二石，棉布一匹折米一石，苎布一匹折米七斗。三十年又改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四石，绢一匹石二斗，棉布一匹一石，苎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然是时制令，凡愿折者听，不愿者仍纳乐中，以钞法不行，并禁民间金银交易，本色，并非专主于银。永犯者以奸恶论；有首捕者，即以交易金银赏之。则赋税不收银可知也。宣德四年，偶有秋粮折银赴部之令，遂为征银之始。正统元年，令南京粮米愿折色者，听以布帛银两折纳，则亦尚不全征银。（永乐中迁都北京，而各官俸尚持帖赴南京请领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周忱抚江南，奏请贫户纳粮，每银一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故有是令。）七年，令夏税绢每匹折银五钱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处粮米折银（天顺十年，令浙江绢每匹折银六钱，十一年又令江南等处粮每石折银八钱五分），自后各省夏税类多征银。然王鏊《震泽长语》正德以前各处税银马草折银税课折银入京共二百四十万。又《明史·韦商臣传》：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今麦损九万，米损二百五十万。此系嘉靖间事，则正德、嘉靖时所征银亦尚少。隆庆中，葛守礼言：近乃为一条鞭法，计亩取银。则夏税一概征银，实起于隆庆中。西庄之说亦相合，但系钱粮专征银，而非民间专用银耳。
金银以两计汉以来金、银皆以斤计。如汉高祖赐陈平金十万斤，赐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赐周勃金五千斤，陈平、灌婴金二千斤，武帝以东方朔谏起上林，赐金百斤。以及南北朝时，犹以斤计。如魏孝文帝赐抱睹生葬事黄金八千斤，梁武陵王以金银百斤为饼之类是也。侯景围城，羊侃率兵御之，诏送金五千两、银一万两赐战士。则金银以两计起于梁时。其后陈将周罗彭城之战，拔出萧摩诃于重围，以功赐金、银各三千两。梁睿平剑南，隋文帝赐金二千两；又平王谦，赐金二千两、银三千两。王谦作乱，王述执其使上书，文帝亦赐金五百两。又文帝尝赐萧岿金五百两、银千两。周法尚破李光仕，文帝赐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则金以两计，银犹以斤计。炀帝以来护儿破杨玄感功赐黄金千两，以王辨击破山东贼盗功赐黄金二百两，事俱见《南、北史》，则金银之以两计起于梁、隋之世也。《通考》谓萧梁间交广以金银交易，既是民间交易，则零星多寡不齐，自必细及铢两。又《宋书·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输半两，则国制收银课亦以两计。因而上下通行，俱论两不论斤。且古时金银价甚贱，故以斤计，后世金银日贵，故不得不以两计也。
忽丝毫厘分钱王西庄谓：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为权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又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分，十分为钱，皆未详所起。按此事见《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数，唯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后世乃改铢为钱，十钱为两，自此而上，十两、百两、千两、万两，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盖以便于用。其实钱字乃借用钱刀之钱，非数家正名也。唐开通元宝钱每文重二铢四，累积十钱，恰重一两，故后人即以钱为两中之十也。分与厘、毫、丝、忽本亦度之名，《孙子算术》：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寸。宋太宗诏更定权衡之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等乃取乐尺积黍之法移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丝、忽、毫、厘、分、钱之数。此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之所由起也。今俗权货物者曰称，权金银者曰等子，宋初皆谓之称。刘承所定铢二十四遂成其称是也。元丰以后，乃有等子之名。李チ《师友谈》记邢和叔谓“秦少游文章铢两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来也。”宣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今人行文，以白金一两为一金，盖随世俗用银以两计，古人一金则非一两也。《汉书》注：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然则古之一金乃一斤耳。元宝各省解部正课银每锭五十两，名曰元宝。按《辍耕录》载，至元十三年，元师平宋，回至扬州，伯颜令搜检将士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锭重五十两，其字号曰扬州元宝。归朝献之，世祖大会诸王公，以之颂赐。后朝廷亦有自铸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两，十五年者重四十八两，又有辽阳元宝，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东所得银铸成者。又《续通考》：至元三年，杨上言：平准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盗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曰元宝。从之。今之元宝，盖于此。按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以旧例银每绽五十两其直百贯，发间或有截凿之者，故更铸小锭。凡俸饷皆银钞兼支。则金时已有五十两一锭之元宝矣，然元宝之名，其实不始于银，而始于钱。唐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钱，其文乃欧阳询所书。晋天福三年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宋太宗铸钱常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每改元，更铸以年号元宝为号。仁宗时改年号曰宝元，钱文当曰宝元元宝，乃改铸皇宋通宝四字（自后钱文则曰通宝，历代因之）。可见元宝之名，本属钱文，因而后代制钞亦用之，铸银亦用之也。（元中统二年，王文统请造中统元宝交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又按，钱之有年号，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其文一边曰四铢，一边曰孝建。其后去四铢，专为孝建。此又历代铸钱用年号之始也。
短钱古来用钱未有足陌者。梁天监中，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为百者。唐盛时用足钱，天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为百。后唐天成中又减其五。汉乾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其三。宋初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间或至四十八。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定以七十七为百，然民间所用多寡终不一也。（《五代史》又谓王章为三司，缗钱本以八十为百，章又减其三，是以宋时以七十七为官钱）。《续通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间用钱以八十为百，谓之短钱；官用足百，谓之长钱。有大名男子干鲁补上书，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百，遂为定制。高江村《天禄识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为百，席上赉人，不以为怪。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低钱两当一之令矣。犒赏之类，或以三十五文为百。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已不甚悬绝也。
石石本权衡之数也。汉《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石乃权之极数。至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则斛乃量之极数。乃俗以五斗为斛，两斛为石，是以权之极数为量之极数，殊属岐误。然汉时米谷之量已以石计，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未尝以斛计。叶石林谓以斛为石自汉以来始见之‘是也。《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亩，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国策》：燕哙让国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之论曰：一夫田百亩，每亩岁收一石半，百亩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则斗斛之以石计，自春秋、战国时已然。时俗所称，盖相沿旧名也。又按：古时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之数不甚相远。《汉书·成帝纪》注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虽官秩之名与所得俸之实数多寡微有不同，然不略不外乎一斛为一石也。盖古时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后世五斗为斛，而两斛之数十斗，此仍沿一石之旧名耳。按《苇航纪谈》：宋韩彦古为户部尚书，孝宗问曰：“十石米有多少？”对曰：“万合、千升、百斗、廿斛。”然此五斗为一斛，宋时已然。
斗称古今不同《说文》云：一斛粟舂九斗米。张晏则曰七斗。《九章算术》则曰六斗。盖古者十斗为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则百斗而足矣。北齐因童谣有“百升飞上天”之语，遂杀斛律光。是齐时犹以百升为斛。董《碧里杂存》谓今官制五斗为斛，盖取其轻而易举，实则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于古，乃今之升斗大于古也。《汉书·匈奴传》：一人三百日食用r十八斛，则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论衡》云：中人之体，日食斗食，啜斗羹乃能饱。则人每日食一斗，若准今之升斗，人岂能胜此乎？则知其时升斗小，故以十斗为斛，后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为斛。董所云，盖未深考也。然累朝递变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笔谈》云：秦、汉以前，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当今十三两。汉之一斛，当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为石，当今三十二斤。可见汉时斗称之制已大于古。孔颖达《左传正义》云：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是魏、齐已倍于古也。又云：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则周、隋又大于魏，齐也。（《隋书·律历志》：隋以古斗三斗为一斗，古称三斤为一斤。顾宁人谓三代以来斗称至隋而大变。）杜《通典》谓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则唐之斗称又加于六朝矣。《珊瑚钩诗话》：刘仲原得铜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后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权量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陈无择曰：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宋以开元钱十个为一两，今之三两得古之十两，是宋之斗称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以一石当今七斗故也。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矣。然此犹以官斗、官称论也，至市斗、市称，则又有随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于湖广，湖广斛又大于江南，称则有行称、官称之不同，库平、市平之各别，又非禁令所能尽一。而市侩牙行自能参校，锱黍不爽，则虽不尽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广，乃宋贾似道之遗。明人《农田余话》云：今之言斛，起于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颁行之（亦见《崔传》）。宋胡琦《耕录稿·拟木斛除度支使诰》有云：兹选尔中通而外直，体圆而用方。又《代木斛谢表》云：乾圜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圆制，如今之圆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则古斛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后世权量大约三四倍于古，惟尺度不至如权量之迥殊。《晋书》挚虞论乐，谓今尺长于古尺，几及半寸。乐府用之，故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掘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是晋时尺度已长于古，亦尚不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谓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谓古尺二寸五分当今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谓周尺才得今尺六寸六分。《稗史》谓宋司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丘琼山谓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王棠谓明钞尺与今裁缝尺相近。历举此数说以观，可略见历代尺度之长短，大概比古尺只赢三寸有余也。
《新唐书·张孝忠传》、《李晟传》俱云长六尺四寸，马燧、杨收《传》皆云长六尺二寸，《高力士传》云长六尺五寸。顾宁人云：昔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他书所未见。盖宋子京以唐尺纪之，故六尺为长身矣。
量酒用升斗今人量酒皆以斤两计，古人则不论斤，但以升斗计也。《考工记》：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韩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韩诗内传》：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来量酒皆以升斗。《史记》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诗：兰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诗：速来相就饮一斗。东坡赋：我有斗酒。则唐、宋亦尚沿旧制。今酒肆虽论斤，而酒时亦用竹筒出之，仍升斗之遗法也。
火炮火枪军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枉矢之属，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壁之烧、秭归之火，皆以草木苇获而灌脂，非火药制器也。至所谓炮者，则皆以机发石。《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法行三百步。《三国志》：袁绍起土山高橹，射曹操营，操乃为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南史》：黄法攻历阳，炮加其楼堞，克之。《通鉴》：秦王世民围王世充于洛阳城中，作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唐书》：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炮飞巨石，一发毙数十人。《通鉴》：周世宗攻寿春，自于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炮用。《宋史·张雍传》：蜀中王小波作乱，雍守梓州，贼来攻，辄发机石击之，乃退。《独醒志》：靖康被围，金人发炮破城。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见张孝纯设此而炮无所施。《金史》：元兵围洛阳，金巡警使强伸创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龙德宫造炮石，取艮岳太湖灵壁假山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元兵用炮则不然，破大或碌碡为二三，皆用攒竹炮，有至十三梢者。《毛传》：何〔阿〕驴、樊乔仕金为司炮，后降元军，仍司炮，给元人曰：“炮利于短，不利于长。”使截其木数尺、绠十余握，由是机虽起伏，所击无力。是历代炮法犹多用机发石也。然火炮实起于南宋、金、元之间。《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霹雳炮，以纸为之，实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也，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遂败之。又魏胜创炮车，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续通鉴》：金人守汴，于城上悬风板之外，以牛皮为障。蒙古以火炮击之，随即延。城中亦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围半亩以上，铁甲皆透。蒙古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铁绳悬震天雷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迸碎。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蒙古惟畏此二种。又《金史》及《续通考》：金哀宗时，蒲察官奴以火枪破敌，以纸十六重为筒，实以柳炭、铁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绳系枪端，以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火出枪前丈余，元兵不能支，遂溃。其后阿里海牙攻樊城时，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炮法（《元史》：世祖征炮匠西域阿老瓦丁与其徒亦思马因至，造大炮竖午门前，试之，彻数十里），命送军前。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一炮谯楼，声如震雷。世所谓襄阳炮也。盖火炮之制，至是而益精。且来自西域，故世传为西洋炮。至如宋开宝中张和仲所记岳义方火箭，及曾公亮编《武经》有虎蹲、旋风之炮，蒺藜、霹雳之球，则固未如后世大火炮之用耳。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及碗口铜铳、手把铜统、佛郎机等品。建文东昌之战，燕军为火器所乘，死者万余。征南时，张辅以神铳击破交趾象阵。也先围京城，于忠肃欲放大铜铳，掘土坑藏身，亲燃火于药线以击敌。是皆火器之试于用者。而鸟枪则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类稿》云：嘉靖间，倭入内地，有被擒者，并得其铳，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国，遂传其法，今且遍天下云。按《续通考》所记前明军器，但有弓弩、盔甲、枪刀、铜铳之类，而沿弹则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顺之疏云：国初止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鸟嘴铳皆后出。鸟嘴铳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其点放之法，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燃其管。背施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无不着者（此即今之鸟枪）。火技至此而极。是倭人用以肆其巧于中国，而中国习之者也云云。据此则鸟枪起于嘉靖中，传自倭人明矣。然《续通考》参将戚继光云：昔署卫印时，于卫库见鸟嘴铳，乃倭变未作时所故有者。则又非起于嘉靖。按丘文庄云：神机火枪，以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为尤巧，命内官如其法监造。王鏊《震泽纪闻》亦云：文皇北征时，初得安南神枪，虏一人直前，二人继之，皆中枪而毙。又明制：凡火器系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许成造。然则前明征交后已有鸟枪，但明制禁外间习用最严，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国，又得其传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条内，永乐征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习之。大者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所谓用车者，即今之大炮也。用架、用桩者，盖即今之鸟机炮也。其用托者，盖即今之鸟枪也。是鸟枪之制，永乐中已有之，然不传于外。永乐二十年，虽从张辅请，置炮于大同等关以御敌，然利器不示人，朝廷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总兵谭广谓：神铳国家所重，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立神铳局于宣府，帝犹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统以前，鸟枪未尝传习于外，直至嘉靖以后始用之于营伍耳。
纸钱欧阳公谓五代礼废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以为纸钱自五代始，其实非起于五代也。《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如淳曰：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南史》：吴苞将终，谓其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汉及六朝固皆用实钱。然《汉书·郊祀志》令祠进五牢具皆以木寓马代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皆以木寓马代。则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于钱耳。《事林广记》及《困学记闻》皆谓汉以来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而不言起自何代。唐临《冥报录》、曾三异《同话录》谓，唐以来始有之，名曰寓钱，言其寓形于纸也。《法苑珠林》则谓起于殷长史，洪庆善《杜诗辨证》则谓起于齐东昏好鬼神之术，剪纸为钱，以代束帛。二说虽不同，然《封氏闻见记》谓纸钱魏、晋以来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无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时人，去六朝未远，所见必非无据，则纸钱之起于魏、晋无疑也。《旧唐书·王传》：开元二十六年，为祠祭使，乃以纸钱用之于祠祭。《通鉴》亦谓用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此又为朝廷祀典用纸钱之始。盖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则自始耳。然曰习礼者羞之，则其时尚有不用者。《唐书》：范传正言：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至宋，钱邓公犹不烧楮镪。盖古人祭祀，本用玉币，汉以来始用钱。后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纸，故一二守礼之士非之，以其起于祈祷以徼福也。其实律以《檀弓》明器之义，则纸钱固未尝不可。邵康节春秋祭祀亦焚楮钱，伊川怪问之，曰：“脱有益，非孝子顺孙之心乎？”朱子云：“国初言礼者错看，徒作纸衣冠而不作纸钱，不知纸衣冠与纸钱何别？”戴埴《鼠璞》亦云汉之瘗钱，近于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纸钱，深有合于涂车刍灵之义。袁《枫窗小犊》记宋思陵神舆就道，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过度其亲，恐非圣主所宜。孝宗抵之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能不用一钱乎！”《清异录》载周世宗发引日，金银钱宝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盏口，其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亦见都穆《听雨记谈》）。此又后世黄白纸钱之始也。按《北梦琐言》：王司徒潜与武相元衡善，元衡被刺，潜尝四时烧纸钱祭之。有许琛者暴卒，见冥官，冥官谓未当死，乃放之还，因令寄声王司徒，谓“我即武相公也。感司徒尝资我纸钱，但多穿破。为我语司徒，须加检校。”杨收为杨元所谮死，一日忽谒郑愚借钱十万，郑允其半。收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着地。”郑如数烧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须纸钱？”夜梦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须之。”由是人皆信用纸钱。《夷坚志》：邹智明得暴疾，请僧诵《孔雀明王经》，见有孔雀来逐鬼。鬼谓邹曰：“我辈当去，愿多烧冥钱与我。”乃呼仆买楮币焚之，诸鬼尽去。项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来与女同宿，且语项云：“吾父室庐敝，拟建新居，求钱助费。”乃焚纸镪数百束。又云：“钱多无人辇送。”乃画两力士焚之。遂去。又赵天羽小说：明崇祯末，亦师市肆人鬼杂出，有以纸钱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觉。乃设水盆，令交易者投钱于水，以别真伪。《东轩述异记》：高阳长发堂记：一人梦故友来访，索银钱，许之。友复曰：“锭须满金满银，阡张纸帛须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见之，与语冥间事，曰：“世间纸钱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则纸钱纸镪冥间真用之矣。岂人世之所意为者，鬼神即从而犭旬之耳？
纸马《天香楼偶得》云：俗于纸上画神象，涂以彩色，祭赛既毕，则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所凭依，似乎马也。然《蚓奄琐语》云：世俗祭祀，必焚纸钱、甲马。有穹窿山施炼师（名亮生），摄召温帅下降，临去索马，连烧数纸不退。师云：“献马已多。”帅判云：“马足有疾，不中乘骑。”因取未化者视之，模板折坏，马足断而不连。乃以笔续之，帅遂退。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以钱代蓍《辍耕录》云：今人卜卦，以钱代蓍，便于用也。然不详所始。储泳《祛疑》亦但谓近世以钱掷爻，取其简便而已。按贾公彦《仪礼疏》云：古者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拆钱，拆钱则八也。陈继儒《群碎录》引此而申明之，谓两背一面为拆，两面一背为单，俱面为交，俱背为重。公彦疏如此，则唐人已用之。按《耳目记》：王庭凑召五明道士卜，掷卦三钱皆舞。此唐时钱卜之证也。今考《朱子语类》并不始于唐，实自汉始。《语类》曰：今人以三钱当堞蓍，乃汉焦赣、京房之学。又云：卜卦之钱，用甲子起卦，始于京房。项平甫亦云：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火珠林即交、单、重、拆也，则钱卜始于京房无疑矣。唐诗有“君平掷卦钱”之句，益可见君平已用钱卜。储泳又谓：自昔以钱之有字者为阴，无字者为阳，朱子则以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因反旧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学者悉主其说，至今术家皆然也。按古者铸金为镜，其阴或纪国号，故有字者宜为阴。然镜有面，故其背有字；钱无面，则自当以有字者为面。若本朝之钱，一面纪年号，一面纪省局，则以年号为面，更不待言矣。
门帖门帖本古之桃符。《后汉书·礼仪志》“新春用桃符”注引《山海经》：度索山大桃树，树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能辟百鬼。故黄帝象之，冬月驱傩毕，既立桃梗于户上。王充《论衡》亦曰：立桃象人于门户。然则桃符之制，其来最古。《风俗通》曰：桃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然古时用桃梗，后世则易以红纸，而书吉祥语于其上，不知始自何时。陈云瞻《簪云楼杂话》云：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幅。帝微行出观，偶一家独无，询知为屠者，尚未倩人写耳。帝为大书“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一拥而去。已而帝复出，不见悬挂，问之，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以为献岁之祥。”帝大喜。又太祖赐陶安门帖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见《列朝诗集》。又赐廖永忠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悬于门首，见《明史》本传。则门帖起于明太祖，理或然也。然《辍耕录》云：张之翰由翰林学士除松江知府，自题桃符云：“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是岁遂卒。元贞者，元成宗年号也。《癸辛杂识》：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包宏斋致仕后，作园居，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廖药州桃符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又《夷坚志》湘乡学长王仲淹书孙庙桃符曰：“竟说素王颜有喜，定知黄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颜，遂发解。次科仲淹又改孔庙桃符曰：“素王颜色津津喜，黄甲科名鼎鼎来。”己而王南强又登第。则宋、元时已有门帖矣。不特此也。《说苑》：五代时伪蜀每岁除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元亨利贞四字。时孟昶子善书，取本宫策勋府桃符书云：“天垂余庆，地接长春。”明年王师平蜀，以吕余庆知军府事，即策勋府为治所，而长春乃太祖圣寿节也。亦见黄林复《茅亭客话》。而杨文公《谈苑》又以为孟昶学士辛寅逊所题桃符，则门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时早有之矣。
名帖以纸通名，谓之拜帖。刘冯《事始》云：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按此说亦有可疑者。既云削木为刺，则应是未有笔墨以前，乃六经及先秦、西汉之书，并无刺字，汉初犹谓之谒。《史记》郦生踵门上谒，按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报沛公。《汉书》：高祖绐为谒曰：“贺钱万。”师古注曰：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又石奋为中涓，受书谒。《袁盎传》：上谒。《娄敬传》：将命者惊而失谒。又隽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上谒暴胜之。注皆云：谒，如今之投刺也。是汉时皆谓之谒，无所谓刺也。怀刺始见于祢衡，又《后汉书·循吏传》郭林宗赍刺就太学，谒仇览。又《童恢传》：杨赐被劾，诸掾属悉投刺去。其时已在蔡伦造纸之后，若如刘冯所云，则未有纸以前谓之谒，既有纸以反削木为刺，似非事理然。鱼豢《典略》：皇甫规家居，有雁门太守亦归里，以刺来谒，规不礼之、以其刺刮髀。则刺又似削竹木为之者。窃意古有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未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纸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广记》云：见长者用名纸，见敌以下用刺，其文书某郡姓名，有爵者并书爵，谓之爵里刺，其实已皆用纸也。六朝时名纸但谓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士无不悉狎。晚还家，所赍名必尽。《通鉴集览》：唐百官于ト门奏榜子。榜子用纸阔四五寸，书乡邑姓名于其中。刺则用纸阔二三寸，书姓名于纸之前，反卷如箸，以红绒要之。凡谒人，必先托门者通进，谓之投刺。曰反卷如箸，盖犹存削木遗式也。李济翁《资暇录》谓李德裕为相时，人每通谒，改具衔起居，谓之门状。此后世门状之始。（沈括《笔谈》谓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其式先具事因，申取处分，宰相于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乃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北梦琐言》又云：大中时薛保逊方作门状，后又以所怀列于启事，号为门状启，其式云“谨候起居”云云。又费兖《梁溪漫志》谓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政、宣间乃去此一行，其末称“裁旨”，此可见宋时门状之式。）皇甫庸《近峰闻略》：刘瑾用事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然则古来名纸门状尚皆用白纸，今所用红帖则自刘瑾始也。（王阮亭《香祖笔记》谓，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用红柬为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义。此盖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纸也。翰林之用红用白，盖自用红帖以后稍有区别耳。）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又《迪吉录》记海瑞为南冢宰，有币物为货者皆不受，名纸用红帖者亦以为侈而恶之。又可知是时尚未全用红纸，而奔竞者则益踵事增华。《啸虹笔记》载，茅浔阳每谒严嵩，用赤金缕姓名，疑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而阍人利其金，每传报后辄取金去，以是嵩败，茅竟免交通律。则并有用红绫金字者矣。《涌幢小品》记张江陵盛时，诌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江陵不通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则又有用红绒织锦者矣。又王州《觚不觚录》云：亲王投刺，例不称名，有书王者，有书别号者，体至尊也，惟鲁王则一切通名。自分宜当国，而亲王无不称名矣。至江陵，则无不称晚生矣。当江陵时，袭封者至称门生矣。（《觚不觚录》又云：故事，投制柬面皆书一正字，万历丙子入朝投刺皆不书正字，为江陵讳也。明人小说又记，正德中一大臣谒刘瑾刺，称“门下小厮”。嘉靖中一仪部谒翊国公刺，称“渺渺小学生”。又有自称“将进仆”、“神交小子”、“未面门生”者。）即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风也。翰林名帖例写大字，盖起于有明中叶。《涌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几与亚卿等。余在姚画溪公家，见公座主王槐野单名帖，称友生，字仅蝇头。是科甲辰会元瞿文懿亦有单帖，称年侍生，与槐野字略相等。可见前辈谨朴如此。据此则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涌幢小品》又记，御史与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颇大。王伟为职方时，口占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后伟为兵部侍郎，有客贺曰：“大名今属公矣。”又占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冬夜笺记》云：昔见前辈往来名刺，亲戚则写眷，世交则写通家，同年子弟写年家。自明末尚声气，并无半面者亦称社称盟，今则改为同学，且无论有科第与否，俱写年家矣。《分甘余话》：顺治中社事盛行，京师往来投刺，无不谓社盟者。杨雍建疏言之，部议饬禁，遂止不行。二十年来，京师通谒无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戏为词曰：“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丘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棉皂帐事，据史《释文》木棉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也。按史《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棉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粤中木棉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ふ。《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棉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迨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北宋人（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棉皂帐即是草本之棉所成，而非木棉树也。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棉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童花。（草棉亦名童花。）李琮诗：“腥昧鱼吞墨，衣裁木上棉。”东坡诗：“东来贾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棉。《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盖昔时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形之歌咏，则其为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谢枋得有《谢刘纯父惠木棉》诗云：“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艰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奈何来瘴疠，或者畏苍。吾知饶信间，蚕月如岐。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角齿不兼与，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据此，则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闽中，而江南无此种也。元人陈高有《童花》诗，云：“炎方有童树，衣被代蚕桑。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培根浇灌频，高者三尺强。鲜鲜绿叶茂，灿灿金英黄。结实吐秋茧，皎洁如雪霜。及时以收敛，采采动盈筐。缉治入机杼，裁剪为衣裳。御寒类挟纩，老稚免凄凉。”陈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学种之，则其来未久可知。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法其子，线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琅牙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程钜夫集》有《送人赴浙东木棉提举》诗。钜夫仕元初，而其时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丘文庄所谓元时始入中国，非无稽也。《明史·食货志》：明太祖立国初，即下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又税粮亦准以棉布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