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五年剩下的日子里，整个内阁显得分明的平静。
自从张居正那次主动找了林晧然后，便不再提及被他推崇为盛世之法的一条鞭法，显得默默地处理手上的事务。
郭朴在上疏请辞被拒后，偏偏还真的染了一场严重的风寒，便索性称病在家，却是彻底将事务全部交给林晧然。
只是让外界不解的是，林晧然在抛出那份轰动一时的《即位诏》后，却是迟迟没有后续的大动作。
当然，这其实是一种表象，林晧然虽然没有抛出法令，但亦是一直一步步落实《即位诏》中的具体方针。
跟着那些急躁的年轻官员不同，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今百历帝年仅三岁，留给他还有很多的时间，却不需要急功近利。
不仅是下面的地方官员需要一个接受和转变的过程，而且下面的百姓同样需要一些心理准备，故而有时候的慢反而是最快的方式。
在年底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将领的考核和清洗上，却是要将地方卫所的毒瘤给拔除。
另外，有鉴于现行翰林院培训储相的方式过于脱离群众，他从中挑选一批优秀的年轻翰林官外放，让这些担任国家未来的翰林官接触普通百姓的真实状况。
唯一比较明显的大动作则是推出的养廉银制定，得益于现在财政的改善，他决定让地方官员合法收入得到提升。
海瑞这种半年不吃肉的官员固然可敬，只是天底下的官员不可能全都是圣人，而且他们都有养家的责任。
京城的官员之所以能够接受低俸的工资待遇，其实不是他们多么的高尚和爱国，更多还是地方官员的冰儆、炭儆将他们喂饱了。
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朝堂，林晧然实则正在一点一滴地治疗这个王朝的弊病，驾驭着这个王朝驶向盛世。
百历元年如期而至，整个京城越发的热闹，却是显得越来越有年味，更是隐隐有了一种盛世的味道。
春节刚刚过去，以林晧然为首的内阁打响了新年的第一枪，朝廷颁布今年的第一项新法令——摊丁入亩。
在明朝现行的杂税体系中，不仅杂税的种类繁多，而且征收的范围和群体显得十分的混乱。
像近年著名的徽州丝绢案，一位世袭新安卫的湖广江夏普通弟子帅嘉谟想在徽州府衙里混得一个钱粮管事的书吏，通过关系弄到徽州府衙户房繁杂户籍税粮账册后，便埋头苦算起来。
然而，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每年要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人丁丝绢”税目。
“人丁丝绢”本质是一项杂税，却是要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折银6145两。
只是他下查徽州府六县分账之时，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人丁丝绢”税目，而其他五县均无此税目，即徽州府这项杂税全部由歙县单独承担。
帅嘉谟很快将自己想要成为徽州府衙的初衷抛之脑后，却是想要为歙县“伸张正义”，当即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捅了出来。
在歙县乡绅的支持下，徽州府很快便是引发了该由歙县单独承担还是应该六县共同承担的争端，引起了一场惊动朝野的“丝绢案”风暴。
从“徽州丝绢风波”中不难看出，徽州府一府之地的杂税都能够如此的混乱，更别说下面的县衙。
事实亦是如此，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大明县级的税种不仅巧设名目，而且征收的对象亦是随心所欲。
除此之外，大明现行杂税的征收对象是以“丁男”为计量单位，但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却蕴含着一种更大的不公。
官绅阶层本质是特权阶层，他们所面对的地方知县往往都是弱势的三甲进士或举人，故而很容易出现压制地方官员的现象。
纵使仅是一些普通的豪绅，但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族中的子弟往往在县衙的六房中办差，亦或者是跟土生土长的胥吏相勾结，却是很容易通过隐漏人丁等方式来逃避杂税。
正是官绅阶层通过自身的权势或资源，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不公现象。
纵使是张居正所倡导的一条鞭法，其实仅是在“丁男”上的表面一体均当的公平，但根本不能消除这种“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现象。
正是如此，大明现行的杂税既存在着税种混乱且无序的问题，亦有“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不公，且征收的群体亦存在明显的偏差。
林晧然在看清大明杂税体系的种种问题后，并不想做一个和稀泥的当权者，亦没有打算讨好那帮掌握着土地资源的乡绅，所以在将一府一县杂税全部简并一体的基础上，选择推行真正能够惠民的“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结束以“户、男丁”为单元的征税方式，而是采用以“田亩”为计量单元，拥有田亩多的富人要多纳杂税，而拥有田亩少的穷人则少纳杂税，甚至不用纳杂税。
亦是如此，杂税的负担直接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的人要多缴税，土地少的人少缴税，没有田地的人则不缴税。
地方官府不再免费奴隶百姓，今后要搞什么大型工程，却是由官府雇人代役，从而奖励真正勤劳的人。
林晧然不知自己为何会魂穿而来，只是上天既然给了他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他就不许华夏民族走上山河破碎的道路。
经过这么多年的朝堂争斗，他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领袖，那么便有义务改变这个腐朽的王朝，带领华夏走向崭新的辉煌。
自己位极人臣不是辉煌，联合商团坐拥天下金矿银矿不是辉煌，大明海外开疆拓土亦不是辉煌，真正的辉煌是大明民富国强。
在他的理想的辉煌里，不仅仅是华夏能够无敌于海上，而且底层的百姓不再遭受国家机器的压榨，不需要耕种一亩三分却要肩负财政的全部收入，而是能够像自己当年那般能够给自己妹妹扯一匹棉布、用上一盏油灯、吃上香喷喷的肉包子。
正是如此，他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很难走的路，但却是义无反顾地前行，既要带领国家走上强盛，亦要让底层的百姓过着富足的生活。
他相信只要朝廷能够真正体恤底层的百姓，哪怕他哪一天突然不在了，那么将会出现无数个像岳飞般的英雄来守卫这个相亲相爱的民族，而华夏亦会永远傲立于民族之林。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百姓着想的好官啊！”
“可不是吗？我早说林青天是天下第一的好官！”
“你们都错了！林青天不仅仅是好官，他更是咱们大明真正的贤相！”
……
这一项法令一经昭告天下，当即引发无数大明百姓和读书人的强烈拥护，很多人对林晧然更是冠予了“贤相”之名。
当然，乡绅无疑是很难接受这个结果。在早前的“刁民册”中，他们所藏匿的田产早已经登记，现在摊丁入亩会大大增加他们在杂税上的开支。
不过他们纵使有万般不甘，现在的林晧然的相位即不可动摇，亦手握着天下军权，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情况似乎还可以乐观一些。大明朝廷近些年重水利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多乡绅得益于水利建设所带来的丰收，亦不见得全都痛恨林晧然。
在摊丁入亩发布的当月，大明朝廷接着推出了影响更大的《金融法案》。
大明建国之初，朱元璋以强硬的手段打击民间的金银交易，却是想要打造了一个以大明宝钞为核心的货币体系。
只是大明宝钞并没有健康财政的支持，在初期宝钞体量较少且借助强权还可以勉强运行，但随着当政者疯狂发钞来解决财政开支问题，这个体系很快便崩溃了。
到了如今，大明宝钞几乎没有了流通属性，却是早已经被金银所取代，现行的杂税都是以白银为结算货币。
不过这里无疑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由于华夏没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却是无法调节本国的经济，且很且容易受到拥有大量金银的西方力量的冲击。
最为重要的是，华夏没有属于自己的货币体系，可能可以比肩西班牙的海上霸主，但无法真正影响全世界。
林晧然作为一个后世之人，却是知道金融的威力，更是知道在大航海时代中打造自己货币体系是多少的重要。
在内阁形成统一的意见后，他亲自前往坤宁宫游说陈太后，而后决定抛出属于大明的新官方货币——百历银元。
百历银元暂且仅发行一钱银元和一两银元两种面额，材质均采用纯银加入镍、铜铸造，单是实物的价值便已是不低。
有鉴于不受限制发行的大明宝钞信誉崩塌的教训，百历银元并不是由朝廷铸造和发行，而是交由联合钱庄所代为发行。
跟当年大明宝钞只发不回收完全不同，朝廷今后的税收只收取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正式确立了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的官方货币地位。
普通百姓既可以用自己的碎银和铜钱到联合钱庄换得百历银元，亦可以用百历银元到联合钱庄进入兑换金银，却是保障了百历银元跟金银的兑换。
正是如此，联合钱庄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央行。
林晧然深知竞争才是发展的原动力，故而在《金融法案》中，亦是向民间放开了金融业。
朝廷除了继续打击高利贷外，允许民间建立以百历银元为主要货币的地方性银行，从而加强了百历银元的流动属性。
正是如此，在大明宝钞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却是没有让白银成为官方货币，而是将官方货币的使命交给了联合钱庄。
当然，很多保守的土财主亦不会轻易认可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将金银窑藏，到需要办什么大事才选择用金银换取联合钱庄的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
只是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毕竟任何一种转变都不会一蹴而就，而是呈现着一种缓慢的大趋势。
随着这两项法令执行，而新的征税系统正式运转的时候，百姓很快便知道这两项法令的优劣。
底层百姓无疑是懂得精打细算的，却不管当权者吹得多么天花乱坠，但他们都牢牢地盯着一年的支出和留存。
尽管他们都知道林晧然是一个好相国，只是他们到联合钱庄换足百历银元而后到县衙缴纳杂税的时候，却是感觉一切都宛如是做梦一般。
很多百姓在缴完杂税之时，却是向书吏一再确认他们有没有算错，这是不是真是他们本年度仅需要交的杂税。
书吏原本还耐心地进行回答，最后实在是不耐烦了，只好站上书桌对着后面排队的百姓再度讲解起摊丁入亩。
一些智商比较低的百姓对着摊丁入亩还是有所不解，只是看到本县首富缴上一百个百历银元，这才恍然大悟起来。
敢情是有田的多缴，少田的少缴，无田的不用缴，大明朝廷这是在偏帮着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
当然，这亦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以前大家都想着如何积攒更多的“祖产”，只是现在多田则要承担更多的杂税，却是让很多人选择望而却步了。
毕竟购买的田产仅靠耕种的话，起码十几年才能收回本钱，而现在又要多缴杂税，这无疑是加剧了田亩的成本。
正是如此，在《摊丁入亩》和《金融法案》推行不久，全国田亩的价格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
时间眨眼到了三月中旬，整个京城显得十分的热闹。
京城的百姓发现京城多了很多奇装异服的番邦人，这些番邦人对大明的商品极度好奇，同时还带着大量的奇珍异宝在这里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