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作者:衣冠正伦

    羯国内斗愈发酷烈，浑然无顾死之将至，而其对面的南国，则又是另一派景象。

    永嘉之祸虽然肇始于屠各汉赵，但之后不久屠各便陷入内乱，一度濒亡，虽然之后又有刘曜所谓的复兴，但那时候汉赵势力只能龟缩陕西，且之后不久便被羯赵彻底的杀灭。因是所谓的胡祸最为严重势大，便势成于羯国。

    羯国最为势大时，不只统一整个北方，兵锋更是曾经一度威胁江淮防线，而所谓晋人正统的东晋朝廷，却只能龟缩于江东一隅，天下已失其二，本身还陷入严重的内讧耗损中。

    这对于广大的晋人群体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要知道哪怕就在天下大势最为崩坏的汉末时期，诸夏仍然死死压制诸胡不能抬头。

    胡人入主中国，乃是亘古未有之大变故，而这引发的直接后果，便是自信的丧失，以及对胡虏深深的忌惮。这种怯胡的风潮，发展到最严重之际，不要说直接遭受胡虏迫害的普通庶民，哪怕朝堂中如蔡谟之类都持有论调，胡虏或得天助，不可以力屈之。

    然而就在如此悲观论调世风之下，江东自有贤勇逆流进取，先是挫败羯国看似是不可当的南征，之后更争胜中原，痛杀贼胡。到如今，就连羯胡起家的根本之地河北，亦成王师驰骋逐功的战场所在，而原本似得天地助力的羯胡则是节节败退，苟延残喘，再也无复势大时的骄横凶残。

    神州天国，诸夏沃土，自是诸夏生民固有，胡虏之众纵有一时凶横，绝难天命久享，只能是骤兴骤亡！

    特别王师中路大军攻克羯国旧都襄国的消息自前线传到河洛之际，恰恰赶在年关将至，随着消息次第传开，整整一个新年，黄河之南诸多生民，无论士庶，俱都欢欣鼓舞，不乏人喜极而泣！

    这一次的收复襄国，还不同于此前奋武军那一次攻克。那一次奋武军不过一路游师，所趁侥幸，即便攻克襄国也难长久的据有，甚至之后险些不能全军撤回。因此洛阳行台也并没有大肆宣扬这一桩功事，影响只局限于行台内部并王师部伍之间，只当作一场为北伐助威壮势的事迹。

    可是这一次，行台沈大将军亲率王师甲士数十万计，数路大军齐头并上，为的就是彻底扑灭羯国，再塑诸夏天威！因此，当这一桩战果传回时，行台也不再控制消息的传播，甚至由官方主动组织盛大的庆贺典礼，可谓是士庶咸乐，万众欢腾。

    对于行台而言，中路军能够赶在新年之前收复襄国，得创这一壮举，也是正合其宜。要知道行台虽然积蓄数年，但想要维持几十万大军北伐作战，且要维持王师大军无论军备还是用度都保持水平以上，耗用也是惊人，对于行台治下疆土民生不可能全无影响。

    如今盛大军功传回国中，无疑在告令士庶民众，他们过往这一年节衣缩食、用度省俭是有价值的，王师不负厚望，河北连战连捷，羯国行将覆亡，生民止戈，盛世未远！

    而在这万众欢庆的氛围中，江东民众特别是三吴人家，无疑是最为振奋的。

    若按照旧年那狭隘的地域观念，江东土著人家对于北伐战果如何是不怎么感兴趣的，无论兴亡也罢，与他们关系都不大，中朝统一以来，吴人向来都是后娘养的，既没有途径、也没有兴趣加入到天下大势的变革中来。

    北方那些冠带门户，向来鄙视吴人，哪怕被胡虏驱赶如丧家之犬退居江东，仍是高高在上，穷凶极恶的侵吞抢夺他们的乡资乡产。真要讲到面目可憎，这些北地伧子在吴人看来，较之肆虐北方的胡虏并不可爱多少。

    可是如今却不同，因为执掌国务、主持北伐的沈大将军，正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吴人子弟，是他们三吴人家英流翘楚！而在沈大将军的带领之下，吴人也终于感受到那种引领世道变革乃至于主导大势流转的壮阔大气，天下大任，舍我其谁！

    而且除了沈大将军这一绝对的领导人之外，无论是行台的秩序创建，还是征杀于前线的北伐王师，这当中吴人门户无不深刻介入其中。可以说，早前中兴建制前后，吴人门户有多闭塞或抵触侨人南来，如今便多踊跃加入轰轰烈烈的诸夏复兴浪潮中！

    这是长达数百年，乃至于亘古以来吴人被压制蔑视的民心士气积怨勃发的一个集中喷涌。他们未必是要与北方人物争个孰强孰弱，只是为了向天下人彰显，江东绝非南夷化外之地，诸夏筋骨，我亦能当！

    而在沈大将军带领他们达到的这一世道地位下，甚至就连旧年吴人所津津乐道楚霸王项羽麾下江东子弟，都要相形见绌。项羽仍是亡楚劫余，而沈大将军则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江东子弟。江东子弟，自有豪勇，无需再为远客效死嗟叹！

    这种喷涌而出的地域自豪与热情，一旦爆发出来，所显露出来的便是吴人近乎群体性的癫狂，对于北伐支持力度之大，更是冠绝行台治下所有境域！

    在从年初行台调度各方物用、筹措北伐大军给养开始，这种风潮便已经初露端倪。在行台治下特别是商贸群体中，吴人无疑占有极大的比重。无论任何时期，商贾都不是讨喜的群体，重利轻义、锱铢必较之类的指摘更是不绝于耳。

    而在过往这一年中，吴人商贾们就像是脱胎换骨，言必称义，行迹也是多有可表。但使家存一米一丝，不使北伐江东子弟陷于饥寒！

    这些三吴商贾们，伴随着沈氏一路崛起，自然也是商途通达，多收利货。而在沈大将军正式率部北伐之后，他们更是助军成风，为了给行台留出足够的物流运力，商事近乎停止，仓中物货必留行台征用，只有确定不在行台征用之列，才会贩卖于市。

    而且，随着大规模的战事展开，国中物价飙升乃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但是随着战事的进行，行台治下整体物价居然不升反降，特别是粮盐等关乎民生根本的物货，甚至较之丰年时节都甚少差别。

    而这背后，便是众多的吴人商贾挥舞着他们旧年所积攒财富，大手笔收购各方粮货，足迹遍及荆江、远达交广，源源不断向北运输，不计沿途的运输消耗，哪怕是赔钱都要大举向外倾销，只为平抑物价，为北伐王师营造一个平稳后方。

    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商事常识，在这北伐战事的大后方，可谓是得到了彻底的颠覆。

    而在江东民间，衣不尚帛，佩不重金，食不嗜甘，行不驾车，宅不留丁，户不养闲，哪怕是高门大户、深养闺阁的小娘子，都要学着缫丝纺纱，技艺未必纯熟，效率未必多高，但也是众志成城，不敢赋闲。纤手缫出寸丝，万户织成百锦，十人得御风寒，一贼必将授首！

    这样一股风潮，并不是什么人在煽动引导，哪怕行台随着过往数年的经营积累，对于治下郡县控制越来越强大，但也绝无可能将民众动员到这种程度。

    一些三吴之间清誉早著的世家门户，同样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助阵王师北伐事宜。

    这当中此前仍然不乏自视清高者不愿承认沈氏如今作为南人领袖的地位，但是覆及郊野民间的这股风潮却让他们清楚认识到世道人心所驱，沈大将军作为南人领袖的声望与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其人身载南人前程厚望，若不踵迹而行，追从效命，只能被世道狠狠抛弃，甚至被过往他们所赖以生存的乡土民望所不容！

    之后表现最为明显便是行台于春秋两季分别举行的吏考，吴人子弟比例激增，几乎超过半数。

    而在此前，虽然行台已经推行吏考数年有余，但吏考即便优等，不过只授庶务杂役，在一些清望世族看来，这近似于一种羞辱，对此也是热情乏乏。吏考真正笼络的人才，主要还只局限于馆院等行台所组织的学舍，包括一些求进无门的寒庶人才。

    至于其他一些世族才力，即便是本身没有得进的渠道，往往也都懒于应从吏考，将此视作卑流浊事，宁肯赋闲养志，不愿以小吏入事。

    可是随着吴中涌起这样一股风潮，无论高门寒流，谁家若有丁男赋闲，那无疑是一桩耻辱，为乡人所唾弃不齿，名誉严重败坏，甚至于夫妻不和，羞与论亲。

    爆发于吴人群体中的这一股风潮，逐渐漫及于整个行台治下疆域。外人未必能够了解吴人这种年久积郁、扬眉吐气为世道正声主流的意气勃发，哪怕以小人之心去猜度吴人如此造势为的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盛世秩序中邀取更多回报，自然也都不甘人后，奋勇进取，不让吴人前程专美。

    沈大将军吴中土著不假，但如今自是王业柱石，海内共仰，吴人妄想单凭一点乡土情分便要前程专据，目中无人，天下人都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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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诸夏筋骨(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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