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关门后面就是关白魂牵梦萦的京都啊！
    虽然关白已经逝去二十余年，但作为当年侵朝日军一员，曾一度以为自已会追随大军为关白打下明国首都的安国寺阁下，在距离明国首都如此近的距离，他的个人情感无疑是复杂的。
    这是人的本性，无关他对于帝国，以及对于主公大人的忠诚。
    安国寺的遗憾也是发自内心的，这个遗憾却不是因为关白的去世，也不是因为日本没能夺取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是因为他明明可以率领他的士兵夺取这座关门，然后长驱直入北京，却不得不因为主公大人的强硬而将那冲动深深的压抑。
    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这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啊。
    无疑，第五师团长安国寺是第二军的强硬派，所谓“强硬派”是大本营的一帮作战参谋们搞出来的说法。
    强硬派希望通过此次关东大演习渗透帝国的京畿地区，最好是能够武装接管山海关，并实际负责帝国首都的安全。
    有“强硬派”，自然就有“软弱派”。
    被参谋们称为软弱派的那一部分将领并非骨子里软弱，也并非战斗软弱，而是相较于叫嚷着要搞大渗透的强硬派，他们更多的希望能够通过帝国合理的体制以及渠道，确保皇帝亲军的根本利益。
    “软弱派”的代表人物有第二军的参谋长官胡全、第六师团长许显纯，旅团长尚可进、李兆基等人。
    “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则是第二军的司令长官李炎昭、第五师团长安国寺、旅团长岛津平八郎、东村太郎、刘兴祚等人。
    旅团长以上级别将领中，赵明、沈世魁、刘招孙等人态度并不鲜明，既没有明确表示过支持“强硬派”，也没有明确表示过支持“软弱派”，因此这三人被参谋们鄙视的称为“骑墙派”。
    早在关东大演习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星期，第二军的灵魂人物、也是军司令长官的李炎昭就召集了司令部的一部分青壮参谋，制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行动计划。
    这个行动计划的目标就是夺取京师。
    根据参谋们的推演，如果关键时候必须夺取京师，那么需要一次出动至少两个师团的兵力。
    其中一个师团直接进驻京都，负责监视或解除京都驻军的武装。另一个师团则要进驻紫荆关、居庸关等内线长城重卡，对距离京师最近的宣大等镇密切监视。同时需要使用目前所积蓄的军需准备量的二分之一，甚至还要多。
    这个计划中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一旦夺取京师后，不能有效控制京师及朝廷，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战事必然也会迅速扩大。同时，江南的特区也将会面临南都方面的军事压力。
    根据皇帝亲军现有兵力，想要完全控制京畿地区并确保朝廷稳定，两个师团的兵力就远远不够了，需要至少五个师团。
    那么，就有必要将在日本的第一军抽调两个师团回国，朝鲜的特别军队也要拼凑出一个师团，联合舰队方面则要封锁天津海域，并确保对长江及东南沿海的控制，确保南边的帝国军队在收到“伪旨”后北上。必要时，联合舰队的陆战部队也要登岸，协助陆军控制运河。
    同时，大本营要在关东地区进行总动员，生产建设兵团及大量的日本幕府俘虏都要充分利用起来，动员关东的百姓踊跃参军，形成良好的后勤及兵源输送，为帝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半年以上的作战时间只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需要的军费将达到五百万两以上。
    这显然不是皇帝亲军能够承受的。
    所以，在李炎昭将这个方案私下递进大本营侍从室后，魏公公立时将其叫来予以痛斥，并再三表明皇军是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绝不是他魏良臣一个人的私军，所以不管到什么时候，皇军的将领们都不能愚蠢的想采用战争达到解决的方式。
    “关东大演习，坚决不许扩大！”
    演习的前一夜，魏公公的手令便发到了大队以上军官手中。
    “什么叫不许扩大？”
    “不夺取京都是不是就不算扩大？”
    “作为皇帝亲军，似乎京都才是我们应该驻扎的地方啊！”
    “.......”
    大队以上军官对来自大本营的公公手令议论纷纷。在强硬派军官看来，不夺取北京就不算扩大。
    正如熊本在八里铺对广宁参政王化贞所言，“吾等只知有军部，不知有朝廷”，故在强硬扩大派眼里，军部是他们唯一服从的对象。
    而军部的领袖便是伟大的主公大人！
    那么，在帝国的心脏现在正充斥着对主公大人的阴谋时，皇军难道不应该铤身而出吗！
    “要是第二军不能维护主公大人的安全，不能维护皇军的威名，我认为第二军的所有军官都应当切腹！”
    “如果时局真的极其危险，如果我们的领袖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第二军在这个特殊时侯采取了必要措施，第一军将完全赞同并完全支持！”
    远在日本正在执行对日本反叛势力大扫荡的真田师团长和小田旅团长给第二军司令长官李炎昭联名寄来了密信。
    这封密信无疑给了第二军强硬派们一颗定心丸，使得在筹备演习期间的强硬派们蠢蠢欲动，通过各种私下的手段开始积极准备有可能的事变。
    诸如第五师团的部分参谋就开始了对山海关的完全作业。
    软弱派们自然察觉出了强硬派们的企图，于是，他们向大本营作了汇报。
    “如果我所说的无法使皇军的将领们切实领会，并完全执行，我本人是否还能成为皇军的最高领袖？”
    “如果连我的部下们都不听我的话，我于皇军、于朝廷又有何意义！”
    “那么，如果他们一定要独走的话，就将我的脑袋吊在山海关上吧！”
    魏公公痛心疾肺，于大本营发出以上言语。
    这段言语十分的具有冲击力，以致强硬派们纷纷愧疚难安，开始反思他们是不是的确过于激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