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那是某种祸殃。瘴气。还有更多的人注定受苦，更多的人注定要死，两个，三个，一百个，八百八十九个。而我看着你在旋律下和旋律上像托钵僧似的旋转，跳上跳下舞台，永远用你的布鲁图脚趾着地。几年前在足球场上，一名穿赛跑钉鞋（谁会穿赛跑钉鞋踢足球呢？）上场的球员踩中你的防滑鞋，划破那个脚趾。你小时候险些被锄头把那个脚趾砍成两半。癌症是一场逆乱，一个细胞叛变了身体，改换立场后劝诱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这么做。我要分割和征服你的身体。我要一条接一条地切断你的肢体，我要向你的骨头注入毒素，因为你看，我的体内只有黑暗。无论你母亲多少次用绷带包裹那个脚趾，撒上金磅药粉，它都永远不可能痊愈。
    现在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三个白人敲开你的门。五年前第一个白人警告你不要离开。1978年中，第三个白人（他们总是知道去哪儿找你）警告你不要回来。第二个白人带着礼物来。现在你已经记不清他了，但他来像三贤者中的一个，带着圣诞礼物似的盒子。你打开盒子，惊喜交加——有人知道贫民窟的每一个男人都希望他是《双虎屠龙》的主角。蛇皮靴，棕色，带一丝红色；有人知道你喜爱靴子不亚于你喜爱棕色皮裤。你穿上右脚的皮靴，尖叫得像多年前劈椰子却砍到脚的孩子。你脱掉皮靴扔到一旁，看着大脚趾随着每一次心跳冒血。吉利和乔琪，他们手边备着刀子。切开针脚，剥掉皮革，赫然看见一条尖细的铜线，一根完美的直针，让你想起《睡美人》。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在瓦雷卡山的脚下，一个名叫铜子儿的人离开住处，关上大门。海军蓝的夜空在奔跑在飞掠，在飞掠在奔跑。他走了两步，没有走出第三步。名叫铜子儿的人倒下，吐出没有从胸口和腹部喷出的一点鲜血。枪手放下m1，想想又改了主意，拿起枪，跑向已经开动的轿车。
    你在录音室里，和乐队谱写新歌。钟表嘀嗒走动，按照牙买加的时间。旁观者吸了两口苦力草，递给左边的人。两把吉他互相紧紧缠绕，仿佛蛇在打架。新吉他手留着短脏辫，喜欢亨德里克斯的摇客拔掉插头。你睁大双眼瞪了他一眼。
    ——别走！咱没有多少时间。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名叫罗爸爸的唐看完赛马沿着堤道回家，车窗摇了下来，有人开玩笑，海风吹散他爽朗的笑声。堤道没有拐弯，只转向高高抬起的大桥，然后是三辆堵住道路的警车。司机还没停车，他就知道了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们还没喊“常规检查”，他们就知道了他知道他们知道。还没等更多的警车从背后摸上来，他就知道了他们要来。警察一号说请离开你的车辆，我们要搜查车辆。往左边走，一直走到路边的灌木丛前。警察二号找到他的点三八。警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号开枪。有人说开了四十四枪，有人说五十六枪，也就是1976年12月那一周在希望路56号找到的弹壳数。
    你在巴黎踢足球，在埃菲尔铁塔下的绿草地上踢。你和想踢球的任何人踢。追星的白小子，法国足球队的队员。你的团队，尽管已经巡演多年，但依然无法习惯从不睡觉的城市。虽说是下午，但他们懒洋洋的。法国人踢球不像英国人。这几个踢球的都不玩花活儿。他们的动作像一个整体，虽说大部分人在今天之前互相都不认识。其中一个忙中出错，重重地踩在你的右脚大脚趾上，撕掉了脚指甲。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杀死我的人以每天六十块的价钱雇王帮在八条巷中的两条开枪。离海最近的两条巷子。巷子里乱七八糟，满是生锈的铁皮围墙和有腐蚀性的脏水。王帮时不时开车冲进巷子，用各种枪支开火扫荡。子弹狂风。子弹暴雨。
    你在伦敦。切除那个脚趾，立刻切除，医生说，不看你的脸。在靴子里垫上纸巾、棉花、灰泥，那是你母亲的嘱咐。房间里散发着消毒剂的气味和掩盖不住的腐臭。还有铁锈味，就好像隔壁病房在冲洗不锈钢尿壶。但拉
    斯塔心想，生病的脚趾是上帝的诅咒，切除它会让人们怎么想？你在迈阿密。医生挖掉生病的部位，移植左脚的皮肤遮盖。手术很成功，他说，不过这不是他的原话，你不记得他的原话了。他说癌症没有了，你没有癌症了。每天晚上你从舞台上践踏巴比伦，鲜血都会几乎满出右脚的靴子。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托尼·麦克佛森，国会里的民族党成员，他和保镖一起被困在了八月镇。从山上来的枪手与哥本哈根城联手，围住两人开火。两人还击。枪手在车门和车窗上打出窟窿，子弹打中挡风玻璃弹飞。枪手火力很猛，躲在围墙和铁丝网加固的树丛背后。警笛，警察，枪手疯狂逃跑的脚步声，越来越远。车轮碾过砾石打旋，终于咬住路面。警笛戛然而止，皮靴落在地上，警察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托尼·麦克佛森第一个站起来，满脸笑容，四百英尺外也能看见他挺起胸膛，松了一口气。第三颗子弹从侧面击穿他的脖子，打爆脊髓，杀死了颈部以下的所有器官，然后大脑才意识到他死了。
    你在纽约。那是9月21日。所有人都知道你总是第一个醒来最后一个睡下，尤其是在录音室里。没有人注意到一年来你同时失去了这两个习惯。你醒来时火烧火燎，床垫从皮肤上吸走了两磅汗水，你能听见附近某处的空调嗡嗡声。你想到头部右侧的疼痛，对，它就在那里。你不禁心想，疼痛会不会只是个念头，在我想到前并不存在。或者，也许疼痛在你体内待得太久，已经成为身躯的一个隐形部分，就像脚趾之间的黑痣。或者，也许你骂骂咧咧，仿佛山上的无知老妇。你不知道今天是9月21日，你已经忘记了前晚的第二场演唱会，你不知道你在哪儿，也不知道谁陪着你，但你至少知道这里是纽约。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伊塞尔达对克里斯托弗说，一定要你吃掉所有食物，你以为鸡背很便宜吗？她的孩子吃了三大口，一口全咽下去，然后冲向房门。他忽然停下，抓起台子上的黑胶唱片，那是当天刚压出来的热门金曲。你只记得你明天有事要做，伊塞尔达说，哈哈大笑，赶他出门。黄金街上跳恰恰舞的小子穿华达呢长裤和的确良衬衫，想给姑娘们留个好印象，性感的辣妹穿紧身牛仔裤和吊带衫。音响播完“塔木林”乐队，换上一张新唱片，密歇根与斯迈利的新歌，但克里斯托弗有“黑人乌呼噜”乐队的新歌，这东西能屠平舞厅。男孩和女孩身体紧贴，互相缠绕，贝斯线跳上胸口，一屁股坐下。谁把鞭炮带进了舞厅？不，不是鞭炮，而是大雨，砰砰砰地打在铁皮上。但没有人被淋湿，杰奎琳大喊，两颗子弹打穿她的右乳。她的叫声被人群淹没。她回头看了一眼，黑影从海面飘来，冲锋枪开火时迸发出五芒火焰。dj的脖子挨了一枪，倒在地上。人们奔跑尖叫，踩踏倒下的女孩。一个两个三个人倒下了。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身披夜色和星光。他们散开成扇形，开始扫荡。杰奎琳翻过铁皮围墙，膝盖弯被割破，她沿着拉德巷奔跑，惨叫依然追赶她。她忘记了胸口还在喷血，倒在小巷中央。两只手扶起她，将她拉走。
    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铁皮上，黄金街的男人只有两把枪。更多的人从海面飘来，地面也有人来，三个出入口全被封死。子弹像雨点似的惊醒了几百英尺外沉睡的警察，他们抓起枪跑向上锁的门。拉斯塔法里教徒无处可去，凶手正在逼近。背后的人纷纷倒下，犹如慢慢涌动的浪涛。胖厄尔倒在地上，鲜血横流。拉斯塔法里教徒趴在还没死透的胖厄尔身上，从头到脚沾上鲜血。枪手跑到他们身边，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朝胖厄尔开枪。枪手从海面撤退。
    你绕着中央公园南侧的池塘慢跑。另一个国家，同一帮工作人员，有一瞬间你觉得你像是回到了日出前的牛湾。在黑沙滩上跑步，在瀑布里冲凉，也许踢一会儿足球，为吉利做的早餐酝酿一个好胃口。但你还在纽约，潮湿得能淹死人。你抬高左腿，迈开大步，脚落在土路上，但右腿不肯动弹。你摆动髋部——这他妈是搞什么？——但右腿就是不肯动弹。全凭本能抬腿。不管用。凭借意
    志力抬腿。同样不管用。现在你的左腿也不肯动弹了。两条腿像是僵住了，哪怕你用三声他血逼的命令它们动弹。你的朋友从背后过来，你想喊他，但脖子才转动半英寸就卡住了。没法点头说是，没法点头说不。尖叫在从喉咙到嘴唇的路上就消失了。你的身体在倾斜，你无法阻挡。不，不是倾斜，而是倾覆，你无法伸开手臂，止住跌倒。地面首先撞上你的脸。
    你在埃塞克斯饭店醒来。手脚恢复了功能，但恐惧依然存在。你太虚弱了，没法下床，你不知道几分钟前他们对你妻子撒谎，把她拦在外面。你醒来，闻到性爱、烟草和威士忌的气味。你看着等着，但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看，也没有人来。你的耳朵醒来，听见朋友给客房增加无数费用，朋友吸掉以英尺计算的白粉，朋友操骨肉皮，朋友操妓女，朋友操朋友，拉斯塔教徒加热可卡因，用神圣的大麻烟斗吸。穿西装的男人，利欲熏心的男人，商人喝着你的酒；你的房间犹如神殿，等待耶稣前来扫除。或者哪个先知。或者某位先知。但你躺在床上，感谢上帝，因为你至少还能转动脖子。布鲁克林小子拿着枪走过，布鲁克林小子裸着ji巴走过，拉斯塔的火花全被浇熄。你没有力气站起来，感觉不到嘴唇去咒骂，因此你只能耳语，请关上门。但没有人听见，埃塞克斯饭店膨胀爆炸，所谓的朋友们跑上第七大道。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逆反的革命。从玫瑰镇贫民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始，他们站着从学校走（有时候跑）到家，从家到商店，从商店到酒吧。到了中午，所有人都坐下打骨牌，吃午饭，做家庭作业，八卦猪屎巷的贱货。到了下午，所有人都趴在家里的地上。到了晚上，他们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像垃圾鱼似的在地上吃晚饭。到了夜里，所有人都躺在地毯上，但没有人能睡着。孩子平躺着等待子弹像冰雹似的落在铁皮上。子弹汇成洪流，穿过窗户，打破天花板，在墙壁、镜子、吊顶灯和任何敢站起来的人身上留下洞眼。与此同时，杀死我的人上了电视；迈克尔·曼利和民族党必须确定选举日了。
    你在匹兹堡倒下。听见医生说出“瘤”字结尾的词语永远不是好事。你的瘤从脚跳、蹦、蹿到了肝脏、肺部和大脑。他们在曼哈顿用放射线照射你，你的发辫掉落四散。你去迈阿密，然后去墨西哥没能挽救斯蒂夫·麦昆的医院。
    11月4日。你妻子在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安排了洗礼仪式。没有人知道你现在叫伯哈尼·塞拉西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金斯敦下城区的墙上：imf——都是曼利的错。大选定在1980年10月30日。
    有人开车带你穿过巴伐利亚，来到靠近德奥边境的地方。森林里像变魔术似的长出一家医院。背后的山顶被冰雪覆盖，像蛋糕上的糖霜。你见到那个高大冷峻的巴伐利亚人，他专门救助毫无希望的病患。他微笑，但眼窝太深，眼睛消失在眉骨的阴影中。癌症就像红色警报，说明整个躯体处于危险之中，他说。感谢上帝，他禁止吃的食物，拉斯塔法里多年前就禁止吃了。一次日出就是一个承诺。
    空气中吹来了新的风。1980年11月。新的党派赢得大选，杀死我的人带着兄弟们走上讲台，接管这个国家。他等待得太久了，三步并作两步蹿上台阶，结果绊了一下。
    巴伐利亚人鞠躬退场。没有人提到希望，他们什么都不说。你在迈阿密，完全没有飞行的记忆。5月11日，你睁开眼睛，你是第一个醒来的（和以前一样），但你看见的只是老妇人青筋突出的双手和瘦骨嶙峋的膝盖。针管刺进你的皮肤，一台塑料机器维持你的生命。你昏昏欲睡，大概是因为药物，但这一次的睡意悄悄爬上你的身体，你知道这一次离开就再也不会回来了。窗外飘来的音乐是不是斯蒂维·旺德的《轰鸣大师》？在纽约市，在金斯敦，两个城市的天空亮如白昼，雷声隆隆，闪电撕破乌云。夏日的闪电，来早了三个月。在曼哈顿醒来的女人，金斯敦坐在门廊上的女人，她们都知道了：你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