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从师思的话中清醒过来，就得到父母亲双双到来的消息。我来不及通知沙莎，便赶到新华路长途车站接他们。父亲站在车站门口，一只手紧紧牵着他那从未来过武汉的妻子。看到我时，他惊喜一下，马上就沉下脸。只有我的母亲仍看着我，像当年从她体内脱落时一样，笑得合不拢嘴。在出租车里，父亲迫不及待地训斥我，连结婚这么大的事都不同家里说，弄得他们很被动。对此，我无话可说。幸亏他们对我和沙莎的房子比较满意。特别是母亲，她望着正在制冷的空调怔了一会儿后，告诉我，能在武汉安这样一个家不容易，要知足。她还摸着沙莎的照片说这是一个靠得住的姑娘，过好日子是没问题的。
    沙莎得到消息，只用半个小时就赶回来了。她对我的父母比对自己的父母客气许多，都能与我们交欢时的温柔相比。沙莎回来的路上，已顺便买了一些菜。武汉女孩就有这个本事，越忙越能显出她的思路清晰，想让她犯糊涂，除非有本事让她一年到头无所事事。
    我母亲也是个好婆婆，见到沙莎就夸个不停，甚至不惜说她讲的武汉话比黄州话好听。对于沙莎做的菜，母亲更不惜溢美之词，说自己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酸辣豆芽和豆瓣喜头鱼，就连一碗普通的番茄蛋汤也称赞了两次。母亲当然不会忘记顺带说了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几样菜。沙莎极有耐心地听着我母亲的唠叨。不过，她还是不留情面地拒绝了母亲想去看看亲家母的要求，尽管当时母亲将我们家仅有的一枚金戒指送给了她。
    母亲和父亲住在我和沙莎的家时，钱主任带着老赵进来坐过两次。
    邻居家串门，这在城市里已经是不多见了。
    钱主任这样做确实有些反常。
    钱主任第二次来串门时，还带上自己煨的一罐藕汤。临回黄州前，母亲特地嘱咐我，要关心一下邻居老赵，他和钱主任一起过得并不幸福。母亲一向不轻易说别人家的事，初次见面，她就如此说老赵，不得不让我心生惊讶。
    沙莎待我父母应该说不错。她力主将装了空调的房间让给我父母睡。我们睡另一间房。刚享受过空调的舒适，回头再用电扇，号称不怕热的沙莎也受不了。父亲和母亲只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中午，沙莎回来吃饭时，发现自己的唇膏被人用过。本来好好的，一下子就变了脸，毫不客气地说：“妈，你要用唇膏我可以另买一支给你，别用我的。唇膏是不能共用的。”母亲当即麻木了。
    沙莎说出来的这些文字是不要紧的，关键是串起这些字的语气。
    沙莎同师思都一样，急促起来，语气吓人不说，连眉眼都会竖起来。
    这也是武汉女孩普遍的习性。
    下午四点，父亲在新华路长途车站打电话，告诉我钥匙已放在茶几上，门已反锁好了，家里有事，他们得急着回去。我知道这些全是因为那唇膏。下班后，当着沙莎的面，我将那支唇膏扔进锅里，恶狠狠地要熬一锅汤灌进沙莎肚子里。沙莎一点不含糊，舀了一碗汤便要喝，见这样子我又软了。
    刚好这时，老赵不知为什么在门外自言自语：“谁叫我是男人！”
    夜里，汪总又来乞求王婶。
    沙莎让我将老赵叫上，在家里开了一桌麻将。
    沙莎说这是照我母亲的意思办的，让老赵幸福一点。
    沙莎的意思也对，无论在这个城市的哪儿，碰到有人叫痛苦之后，必定还要补上一句：三天没摸麻将了！
    从此，老赵天天晚上必来我家，再也不同钱主任一道出门散步。这样玩了十几场。有天晚上，还没到十一点，老赵突然捂着嘴跑进卫生间。他在里面待了十来分钟。汪总这时正抓着一副好牌，豪华硬七对已听和了，他急着催了几次，要老赵快点。老赵出来时，脸上挂着一副凄惨的微笑，他对我们说：“好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一坐下，他就将一只东风放出来，并说：“汪总，成全你了，也算我积一回德。”汪总愣了愣后，还是将牌推倒和了。他正是单和东风。
    偶尔过来冷冷看上几眼的王婶也忍不住笑了。
    钱主任则不高兴，她起身去上卫生间，刚一进门就惨叫起来。
    卫生间地面一向被沙莎打理得比镜子还要亮，此时此刻全是鲜血。
    老赵得意扬扬地冲着钱主任说：“是我吐的！”
    我、汪总，还有钱主任，七手八脚地将老赵送到南京路上的第二医院。大夫当即让老赵留下住院治疗。到第三天，诊断结果出来了，是肺癌晚期。医院没办法了，钱主任只好将老赵接回来，餐餐做好吃的给老赵吃。
    由老赵的脸色自然想到师思。我几次叫她上医院去查一下，她都不理。从在电梯里对我说过一句话后，她又像观音菩萨像一样对我。
    星期五的早上，我和沙莎在办公楼前的小吃摊上吃热干面。晚来一步的师思出乎意料地抢着将我们的钱给付了，然后说：“我若是去坐牢，请二位常去看看，记得带一碗这里的热干面。”
    师思先上楼去了。我问沙莎是怎么回事。
    沙莎告诉我，局里已查清了，师思同主编老莫一起，利用给黄鹤山庄做广告的机会，接受了对方的一套住宅。主编老莫将它偷偷给了师思。作为回报，师思当然献出了自己的秀色。
    见我做不出反应，沙莎说：“这家的热干面做水了，以后我们不在这儿吃。”
    我突然责怪沙莎：“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别太将那破纪律当回事！”
    上午九点，局纪检组的人来杂志社开会，**宣布将那套房子收归局里，然后统一分配，对主编老莫和师思只是给了个行政记过处分。宣布完后，他们问主编老莫和师思有什么意见。主编老莫说了一通让人肉麻的话。
    轮到师思，她说：“我希望局里能将这套房子分给局长的女儿。”
    师思用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叠了一只小房子，再用拳头将它砸扁。
    我跳出来说：“我支持师思的建议，现在到处都在流行这样的分房原则，希望我们局不要例外。”
    杂志社的人全都狡猾地笑起来。
    我的话当天就在楼上楼下流传开了。
    下班回家，没想到沙莎也表扬了我，说我终于有几分像武汉人，嘴巴上特别来劲。
    嘴巴再厉害终归还是嘴巴，永远比不上屁股，屁股坐准了，那才是真厉害。被局里收去的房子，当天下午就被分给了上次分房的第二十一名，局长的女儿。看着那张光明磊落的告示，大家都无话可说。
    只有师思自己嘟哝一句：真是举贤不避亲！
    星期六一早，沙莎就同老赵他们一道去鸡公山避暑。
    老赵自己坚决要求去，局里见他不像晚期癌症病人，就同意了。
    沙莎的名额是处长让给她的。临出门时，沙莎只叮嘱我一件事，有陌生人打电话找到家里，什么也不要多说，让对方一个星期后再联系。
    局里的车在楼下等着，我送沙莎上车时，钱主任在马路边对老赵一声声地嘱咐。车上的人都笑话，人到老了方知爱情甜蜜。
    刚刚回到屋里，门铃就响了。我以为是缠绵的钱主任有话想跟我说，开门一看，外面站着的竟是师思。
    师思进屋后，自己打开冰箱，将一大瓶可乐咕咕地灌进去大半，放在桌上的那碗沙莎给我准备的绿豆稀饭，也被她端起来喝得见底。我在一旁问她怎么了，她也顾不上回答。
    放下碗，她就往卧室里钻，嘴里说：“我想睡觉！”卧室的地板上还有昨晚我同沙莎用过的卫生纸。师思视而不见，她一下子趴在我用的枕头上，只来得及对我说一句“将空调打开”，就睡着了。我怔了一会后，开始收拾夫妻间不可示人的那些东西。并抽空打量着师思：师思的皮凉鞋很脏，不仅有干泥巴，还有湿泥巴。纯棉白色短裙的后面，有一大块被青草染成的绿色污渍。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比男孩子照顾得还差，眼窝肿肿的，还有泪痕。
    房子收拾整齐后，我站在床前，犹豫着该不该将那双脏鞋脱下来。
    就在我下决心将那脏鞋脱下来时，师思的叩机突然响了。我伸出去的手狠狠哆嗦了一阵。回到客厅，我从那只红色拎包里取出叩机，将按键按了一下，显示屏上出现一行字：师小姐，有位女士骚扰你，按规定我们没有呼你，谢谢你对本台的信任。十分钟后，叩机又响了，这次是给语言信箱留言，那呼叫的电话号码是主编老莫家里的。师思的叩机每隔十分钟就响一次。每次都是那个号码。我试着打过去问主编老莫在不在家，一个女人凶恶地说他得艾滋病被隔离了。我明白那边东窗事发了。
    我找出一只夹子夹住自己的鼻翼，再往舌头下面放了一枚硬币，然后又拨通主编老莫家的电话。
    我说：“是不是你在骚扰师思？告诉你，我是她的男朋友。你丈夫不是个好东西，老子要将他阉了。还有，听说你女儿很漂亮，都十六了吧，小心我将她弄到南边去当小姐——真是搞邪了！”说完我就将电话重重地挂上了。
    最后这句话，是我学武汉方言以来说得最像模像样的。
    坐在沙发上，从卧室门口吹来的冷气也压不下我身上的燥热，我明白自己这是真的生气了。
    外面又有人来，开门后，进来的是钱主任和王婶。
    她们没有事，就是想来串门坐坐。我以为她们知道我屋里有别的女人，仔细观察，根本找不到她们有疑心的样子。钱主任先聊起师思。她是从沙莎那儿听说的。钱主任手头上掌握着一个条件蛮高的男性征婚者，学位是博士。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忙从中搭个线。我一口拒绝了，并劝她别浪费精力，师思心气很高，不会去她那里应征。钱主任反复劝我，声称不少男女开始都瞧不起征婚，后来试过了才明白，任何事都是一种缘分。
    王婶见钱主任说完，支吾几声后，终于忍不住直截了当地问我那天是不是碰见汪总和小黄在家里进出。我在心里骂了一声汪总，不该这么出卖我，嘴里承认有此事。
    我说：“就只买碗热干面的工夫，不会出事。你别再怀疑了！”
    王婶说：“我知道。沙莎只吃解放公园路那儿卖的热干面，这一来一去得半个小时。”
    我说：“那是哄沙莎，哪儿的热干面不一样。我是在门外的摊上买的。”
    钱主任说：“男人现在怎么都这么滑头。”
    王婶说：“那也得十分钟。他那习惯，够了。”
    听见我笑起来，王婶一红脸，连忙跑回自己屋里。
    钱主任也要走，她刚站起来，又捂着胃部蹲在地上。没待我问，她就说是老胃病发了，平时只顾拼命照顾老赵，老赵一出门，这病就来了。我叹息他们夫妻有病，宁肯自己扛着也不让对方知道，真是**爱了。钱主任听我说老赵老早就在咳嗽时，一脸诧异地说，自己从前怎么就一点也没发觉。钱主任的话让我也诧异起来。
    剩下一个人在客厅里，我将师思喝过的可乐倒了一些在嘴里，然后出门去买西瓜。
    天热西瓜价钱涨了一半，从两角变为三角。卖瓜的人见我没说武汉话，就将瓜价抬到三角五分。我扔下西瓜要走，卖瓜人将长长的砍瓜刀拍得叭叭响。幸好附近的人认识我，他们一吆喝，卖瓜人就软了，说自己下岗后挣点钱不容易，请我原谅。我重又拿起西瓜，将钱扔给他，并说：“还有人活得更不容易哩！”
    我将西瓜放进冰箱里，转身再看师思，还像上床时一样趴在床上死睡。师思腋下的拉链像是自动松开了一截，露出一团白嫩的软肉。我心神不定地回到客厅，开始抱着电话到处找人聊天。后来居然在一个同学家里找到韩丁。韩丁说他现在不去想那些股票了，他准备十年后再到交易所看看行情。韩丁要跳槽，对方将他的住房都准备好了。我当然只能祝贺他。
    正在说话，师思的叩机又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是主编老莫的老婆的留言：原谅我的失态，我明白了，你我都是受害者。
    卧室里有动静。师思走出来，拿过叩机看了一眼：“又想将我当苕盘。”
    师思进了卫生间。一会儿她叫起来：“我要冲个凉。把你的衣服借我穿一下。”
    我找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裤衩从门缝里塞进去。
    我说：“别用别人的化妆品！”
    师思说：“我知道，女人的东西自己心里都有数。”
    卫生间里的水像是流在我身上。我觉得哪儿都是湿淋淋的。水声停下后，我身上还不见干。师思穿着我的衣服开门出来，我的心绪顿时全被她胸前两个朦胧的黑点拴住了。师思将自己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她要我回头帮忙取出来晾干。我以为师思要离开，谁知她重新回到床上，只用了不到半分钟便又睡着了。
    我搬出西瓜用刀杀了，留下一半，就着花生米和几块酱板鸭，一个人穿着裤衩，慢慢地耗去一个小时，才将它们吃下去。然后就着困意在铺了竹席的沙发上打起盹来。
    迷糊中，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被自己的回应声惊醒，屋里没有别人。
    我走进卧室，猛地看见师思像一只蚕儿那样盘在床上。我下意识退了一步。师思伸出一只手，从空中将我的魂抓过去。恍惚中，我听见师思说，到目前为止，她只欠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她自己。现在，她要偿还这笔债。在我完全拥起她的身体时，我感到自己正在拥有一份上帝的恩赐，一份自己的神往，还有一份是自己真实的感情。清凉的空调机中喷出的全是润滑剂，一切都是那么轻松，那么舒适，身体内的一切成了流动的渠水那般欢畅。我听到了那种从灵魂里发出的呼唤声。这种声音只在男人女人完全交融时才会产生。疼痛让师思眼角里盈满泪水。我知道在我和师思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顾忌，宽大的床单上一片片的鲜花开得又红又艳。
    师思说：“我只想让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需要你了解我。”
    “师思，我爱你！”憋了很久的话就这样从我心里迸出来。
    师思说：“我也爱你！”
    随后的一切，让我们之间开始了一场真正的蜜月。
    我告诉师思，这是自己真正的新婚之夜。
    师思告诉我，此后的一切与爱情无关。
    师思说要走却一直没走。每一次说走之际，就是我们狂欢的开始。师思也没地方可去，自从半个月前她搬进黄鹤山庄的那套房子以后，家里已彻底取消了她的睡觉资格，而她也不愿再回那温度高到差不多可以烧开水泡茶的笼子里去。这样的夏季，谁家里也不愿多添一个人。昨天晚上她一个人在江边呆坐着，一心盼望局里的车早点出发。师思要去我在老租界那儿半间房子的钥匙，她准备在那里住一阵。至于韩丁，她一点不怕。她说韩丁财力不够，像她这样的白领若是陪男人睡觉，开价当然在千元以上。师思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主编老莫的，她已经陪主编老莫玩过武汉所有好玩的地方。
    我和师思在家里待了两天。
    星期天傍晚，门锁响了起来。
    我的头一下子胀得老大。
    沙莎在我们最不希望她回来的时候赶回来，所幸的是夏天的衣服穿起来太方便了。让我想不到的是沙莎还能对我们笑。她手头上拎了不少菜。一进门就说她听说家里有客，有意买了猪蹄等可以美容的食品。沙莎客客气气地请师思到厨房帮忙，转眼就做好了一桌菜。她带头喝酒，带头吃肉，饭后还请师思留下来，看上海电视台重播的“相约星期六”栏目。
    师思临走时对我们说：“我现在不欠任何人的了！”
    沙莎收起床单，别的都没动。她对我说，她相信师思是讲职业道德的，不会动别的属于她的东西。我不明白沙莎哪来这么大的毅力，她竟然连固有的火辣味都改了，不仅是我与师思的事，就是别的以往会发火的事发生了，她也沉静得可以。唯有两只眼睛充满血丝。
    沙莎说：“你了了一桩心愿，现在可要死心塌地同我过日子。”
    我无法回答。我仍然睡在沙莎的枕边。
    睡不着时，空调成了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