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熹：你好！
    我已于本月3日到达这里，本该早就给你写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所以，一直未动笔，望原谅。
    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准备9日来接小妹，我是这样考虑的：如你有事，来一次，也不妨；如只为接小妹，我想你就不必来了。这样可以节约点车费，反正我和哥哥可以去接她。并且，回久长，我哥哥可以送我们到贵阳。我这个建议不知提得是否恰当？我这样实事求是地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准备等她来后，休息一天，11日上午乘94次列车一起回久长，我已去信告诉刘小炎，大概她也告诉你了吧？所以，希望你这天到久长车站接我们，可能的话，多找几个人来，好吗？余言面谈。
    祝好！
    淑君
    1970年4月7日
    附笔
    从前一封信的1月17日，一下子跳到这封信的4月7日，是因为她和我妹妹叶文最终还是没有在山寨上度过冬天和春节。就在春节前些天，她们一同回到了上海。而我，由于比她们早回上海，一过完春节，就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山寨。她们是迟至3月底4月初才由上海回到贵阳的。
    这封信，就是在她们到了贵阳市郊一个叫二戈寨的地方，她写给我的。当时，她的姐姐在贵阳南站工作，在二戈寨的铁路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家。那里，后来也是我路经贵阳时常常落脚的地方。贵阳，虽是个省城，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附我的省城情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省城对于我这个外来人来说，不但是陌生的，而且是有点骇人的。
    记得最初接触到省城贵阳，是我们初来乍到的1969年早春。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此行的第一站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再由贵阳分别奔赴各自将要去的乡村插队落户。但是，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即将抵达贵阳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必须在贵阳前面100公里的一个小站贵定下车，从那里分乘卡车直接到各个县城去。什么原因呢？据说是贵阳的两派正在武斗，怕不长眼睛的枪弹伤着听毛主席的话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们。而当我们真的乖乖地坐上卡车分散走开以后，却又被人告知，真实的原因是怕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小将们卷入当地的两派斗争，把已经非常复杂的形势搞得更复杂了。
    第二次接触到贵阳，对我来说就更为难忘了。那是1969年的盛夏，由于水土不服，由于山乡里连月的体力劳动，也由于吃得过于简单，我的牙痛得难以忍受，而在乡村又治不好，只得到省城里去找医生。哪晓得牙没治成，反而在省城里遇上了荷枪实弹的武斗，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枪声。害得我第二天步行了近100里的山路才回到了乡村。
    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再后来，武斗的风波虽然是平息了，但从省城里传来的消息，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会儿说什么小偷们在开会，一会儿又说在公安厅门口有人开枪；一会儿讲骑兵旅的马队是一色的白马、威风凛凛地在省城的大街上检阅，一会儿传去年10月1日的肉票到今年的5月1日还没买上肉——听来总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农闲时节，耐不住寂寞，知青们成群结伴地进过一次省城，留下的印象就是小摊上难得一见的猪头肉上叮满了苍蝇，黔灵公园里的动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窗玻璃，而且过站都不停；百货商店里不是少这就是缺那，小偷多得防不胜防，而火车几乎永远都是晚点的。一句话，印象差极了。回到乡间，知青们说起来，总是不住地摇头，并且说与其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宁愿回到乡下来清静。
    总之，每去一次省城，我总要想起临离开上海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街的话。母亲是抗战逃难时路经贵阳的，她的记忆已是久远的往事。我曾经在茅盾先生的文集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和只有一条街时的贵阳相比，我们见到的贵阳算是像个省城的模样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和大多数知青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喜欢这个城市。
    但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年。1982年，当我搬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出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做文学访谈的，来交朋友的。我居住在深山老林一般的猫跳河畔的水电站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阳，又从贵阳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水电站，在水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水电站，但是，到了贵阳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春节。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户口早在1979年就已落进了贵阳，于是，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
    当我举家搬进贵阳的时候，贵阳已不是我插队时那个混乱不堪的省城了。毕竟是80年代了，贵阳也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力。我尽自己的适应能力，以图尽快地融入省城社会的生活节奏。作家的身份使我有了很大的宽容度和接触面，198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使我和省城社会的各族各界都有了广泛的联系。我为省城里的居民伸张正义，我深入到大小厂矿去采访，我兴味浓郁地观察着窄窄的巷子里的一切，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省城里的风味小吃，并且职业性地收集关于省城历史的材料。我记录下和"恋爱豆腐果"有关的几个民间传说，我还和人讨论肠旺面究竟起始于哪个年头，我有意识地记下那些解放前地方军阀的奇闻轶事，我甚至还留神到，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省城贵阳的人们还是像三四十年代那样津津乐道地讲军伐周西成买汽车抬进贵阳的故事。前4年，我居住在贵阳的名胜黔灵山麓；后4年，我又居住在"水从碧玉环中出"的甲秀楼边，都是省城里的风光名胜，都是贵阳人引为骄傲的地方。几年时间，我走遍了省城里的大街小巷，上至省长市长，下至黎民百姓、普通职工及打工的"川军"，我和他们都有所接触并打过交道。我还担任了近10年的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在这个组织里结交了很多世世代代居住在省城里的朋友。我开始熟悉省城、喜欢省城，并且确实考虑过要一辈子居住在这里，当一个内地省城的居民。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离开了省城多年之后的今天，我还会时不时地思念起省城里的生活。到南明河畔散步，到黔南第一峰登山，星期日的清晨，到偌大的山青水碧的黔灵湖上泛舟。哦，省城！在我的命运轨迹里，已经留下深深的印记。大约在居住了六七年之后，我开始用手中的笔来表现省城的生活。一部是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另一部就是家庭的阴影，第三部则是炫目的云彩。三部书都是15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这三部书最早的构思篇幅都远远大于后来完成的字数。起笔写的时候，我都计划要写40万字。但是都在写到10万字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什么原因呢？思来想去，总觉得再往下写，故事仿佛还是能读下去的，但是，意思也就是那么一点点了，于是乎就决定刹车。这一层意思我在其他的场合曾经讲过，算不得新鲜。没有讲过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对于省城来说，我终究是一个外来者，和从小生活在省城里的人相比，我缺乏的是一种从根上开始的体验。我不熟悉省城里拉煤巴的小工我不了解省城破街陋巷里的生活，我几乎很少同省城里的小市民打交道。在进入省城社会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作家了，我从一开始，接触最多的，就是省城里的文艺干部、政府官员、文人墨客、画家、书法家、新闻界、出版界、理论界，乃至各族各界的头面人物。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局限，但我又总觉得还没有把我已深深体验和感受到的省城社会淋漓尽致地写出来。愿命运假我以时日吧，我还要写的！
    承熹：你好！
    分别已有几天了，答应你的事情，到今天才执行。其实，这几天我总是在考虑着这个问题，但不知为何，换了一个环境，心里反觉不定。今天，我努力克制自己，给你写上几句话，可能你看了也不会满意的。但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笔头勤快的人，这一点，你也是晓得的。那天，上了汽车以后，我和邻座的两位攀谈起来。他们也是在久长上车的，去北坳知青那里玩。其中一位是贵阳的知青，仁怀县的。开始，我的精神还挺好，但过了沙子坡以后，就感到头昏心烦，也就无心和他们闲谈了，更无心观望车外的景色了。虽然山区的夏景同样是迷人的、令人陶醉的，但生理上的反应，已使我无法观赏这锦绣山河。5点钟，汽车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下车以后，感觉恍恍惚惚的，幸亏这两位好心人，他们帮我拎东西，直到送我上了去二戈寨的公共汽车。到家已近6点，姐姐已下班了，小玮还在楼下玩耍。这里的生活，可以说与上海的生活不相上下，每天姐姐和姐夫上班以后，就剩下我和小玮两个人，很清静。望着窗外连绵起伏的山岭，一排排整齐的瓦房，一大片翠绿的庄稼，照理说，心情应该是舒畅的、悠闲的，但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看到那灼人的太阳，不免想起农民的生活，心里就很忧悒。难道我们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要在默默无闻地挖泥巴中度过吗？我多么希望自己有点"出息"啊！但现实却又是这么明确地告诉了我。对于生活，只能忍耐，对于前途只能等待，命运只有让上帝来安排了。
    承熹，有一点我早就想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爱情，能够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因为，我们还年轻，有许多东西我们还要学习，单纯为了爱情的爱情，其结果必然会使人变得庸俗，变得低级趣味，你说对吗？你不要太热切了，你的感情，我是理解的，我也完全接受。不过，过分的热切也不好，它会妨碍我们进步的。真的，承熹，把感情的激流抑制一点吧！我这样坦率地提出意见，你不会生气吧？你会不会怪我是个不懂感情的人，就像过去怪我对一切都毫不在意一样呢？其他也想不出什么了，望你能愉快地生活，这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祝愉快！
    你的淑君
    1970年8月1日
    附笔
    4月上旬，淑君从上海回到插队的山寨，经历了春耕大忙季节，经历了入夏的薅秧、锄草。7月份，去贵阳二戈寨姐姐的家，代她姐姐、姐夫看他们的女儿王玮，也就是她信中提到的小玮。这是她在姐姐家里给我写来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由春至夏，我们的爱情发展神速。已经进入了心心相印的相互爱慕阶段。同时也看得出，她当时要比我理智得多。关于我们的初恋，我写过一篇短文：我们的爱之路，也附在这里见本书第292页秋天，我要去湘黔铁路工地。当时她所在的大队没有安排知青去，眼看着我们即将分离，她写了平生第一首诗，和一件毛衣一起送给了我。受感动之余，我也回写了一首诗感谢她。同时极力鼓动她一起到铁路工地去。她经再三考虑，果然找到了杨柳大队的支书，要求上铁路工地，并获得批准。
    附毛线衣
    你为我编织了毛线衣，
    这毛线衣
    织进了你的心意。
    我穿起这件毛线衣，
    那温暖，
    直暖进我的心里。
    毛线衣
    它是你织的，
    贯注了你的无数深情。
    毛线衣
    穿在我身上，
    激起了我的无限热情。
    我们的两颗心相依，
    永远不会离开——相依，相依。
    让我们的心，
    永远永远这样地爱恋。
    承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