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影响，那么说明--写作之人，当耳听八方事，眼观普世人，并且，还要善于也将自己置于众生相中。对于世相，有时写作之人当站得高些；有时写作之人当趋近前去；有时写作之人，当取一种低姿态观察和睽注；更有时，写作之人当与笔下人物发生感情的互动……
    记得上周的下课你和另外一同学伴我走向校门时说：“原来生活中便每有写作的素材，全靠自己敏感到了没有。”
    这是很有悟性的话。我很欣慰你悟到了这点。
    从《“她”的故事》，到《阳光计划》，到《午夜》，你的长足进步，老师是多么高兴。
    依我想来，在我们全班，你可能是最无什么“自己事”可写的同学。你有较高的想象的能力，有缜密的理性思维能力。当我们从影视蒙太奇的角度欣赏中国古诗词时，你举例说到了“离离原上草”，并谈出了时空蒙太奇的欣赏角度，令我印象颇深。当我讲解我自己一篇小说的情节产生的过程时，你指出，身为老师的人，不太可能当众说某句话，那意见也是对的。可惜我当时没太理解，稿已寄出。过后细想，才悟到你是对的……
    你要多多关注现实，使你的眼、你的心、你的思想，常对现实处于反应敏感的状态。如我常比喻的，像海星那般。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常给天南地北的友人写信，征集创作素材，契诃夫、莫泊桑，都曾那样。一个人头脑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生活中却往往蕴涵着无尽的可为创作提供素材的人、事。敏感的写作者从生活中去发现，包括从日常交谈之中获得。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念头，也是听来的乡下事件促发的……
    说到底，小说、戏剧、电影，乃是咀嚼生活的结果加上想象力亦即虚构之能力充分开发--两者相结合的现象。缺一个条件便不能长久下去。
    习写的过程，也是思考世间诸事的过程。而这种思考足以提升人对世上诸事的认识水平--相信你已有所体会……
    致吴弘毅同学
    弘毅：
    在今天这个重理轻文，甚至简直可以说有点儿“鄙文”的时代，你和某“一小撮”，亦即《文音》的“创始”者们，分明地，依然对“文学”二字一往情深，并且不仅仅停留在欣赏，还尤其一往情深地舞文弄墨，这真是中文教师的幸事。
    你和“一小撮”，又都继续成为我们选修班的学生，这真是我们选修班的幸事，也真是我这位老师的幸事。因为，倘教师所面对的学生，内心并不喜欢文学，而又成了中文学子，于是每每内心沮丧，似乎是心口永远的疼；那么，对于教与学双方，除了用“不幸”来形容，还能怎么说呢？
    而你们又都是男生。这一点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经验告诉我--大学男生对文学一往情深者，十之八九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的事情。
    那么，情形肯定是这样的--你们乃因从小喜欢上了文学，才没法同样程度地喜欢数理化；而不是反过来，由于没法喜欢数理化，才从高二分班后开始与文学发生非“亲密接触”。
    这就好比香港凤凰电视台那一档叫做《非常男女》的节目：男士一排，女士一排，相向而坐，编了号码；有男士选了一号女士，一号女士说，对不起我已经选了二号男士；于是他又选二号女士，二号女士说，对不起我选了三号男士；于是他的目光又望向三号女士……
    我想将文学比做《非常男女》节目中容貌最不靓丽的一位女士，衣着发式也显得很不入时--而你们这些家伙的目光，一上场就盯在了“她”身上，一开口就异口同声毫不害羞地承认--“打小就爱上了她，盼着长大和她交友这一天！”心里想的是，巴不得马上和她拜天地成亲入洞房。
    问你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她”，你们也只能回答：“因为她的名字叫‘文学’！”或最多补上一句，“因为她的‘气质’！”
    我呢，好比是“文学”这位女士的忠仆，我家“小姐”被你等厚爱，我当然欣慰。
    以上是多少有些玩笑的话，绝无对我们选修班一概女生的歧视。恰恰相反，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班女生都很懂事，都有良好教养，亦都可爱。只是，女生们集体太文静了。在我的课堂上，你们大可造次，多点儿活跃。倘不，以后你们几乎一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对于人生，那确是憾事。
    让我再来谈弘毅。我们从你已见诸同学们自办的报刊的诗文中，知道你从中学时起，已是校刊的主办者了。难怪你在我们的大学，又办起了《文音》。
    依我想来，你对文学的一往情深，当是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开始的。毫无疑问，你是我们选修班上古文功底最好的同学。你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究竟涉猎了多少，我不详知。但我猜测，若考试作一篇文言文的文章，你大约会是全班获第一名。倘我也和同学们一起考，以1000字为限的话，你的分数很可能在我之上；
    3000字为限的话，我的分数肯定高于你的分数。3000字的古文是大文章了，我那时只有往文言中大注白话“水分”，而你那时恐怕要暗暗叫苦没那么多要表达的，驾驭文言的能力倒还在其次了……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崇尚，分明地，也太过地偏重于修辞方面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魅力，自是不消说的。而古文的谋篇之美，载负思想和情感以及写景咏物叙事刻画人物的独特之美，也往往令人赞叹不已。而你在这方面的消化理解，尚嫌稚嫩。但你才大三，来日方长，不必苛求自己。只不过若考研成功，当更努力钻研之。
    你的古体诗写得很棒。我写不出来。
    但你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文采，稍逊于你写古体诗时的行云流水，才气横溢。
    因而，你要加强用现代的词汇来描写现代生活、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实践。
    不知你作为《文音》的掌门人，发现这样的情况没有--我们的同学在行文中，惯用形容，而少见比喻。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形容往往是靠现成的词来体现的。形容之词是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课堂上学来的，或从书中看来的。故形容的语文能力，基本上是对形容之词的应用能力。好比技工对于各式各样的螺母、螺钉、扳钳等工具的应用能力。在技工，没有足够丰富的那些应用之物和应用经验，就不能成功组装较复杂的机械。在写作，没有足够丰富的词汇量和遣词造句的灵气，就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
    但比喻则不同。比喻是联想思维的能力。是将某事物恰当精妙地比做另一事物，从而使人对某事物产生更深印象的经验。它的前提是对丰富的社会现象和自然万物平素细致观察的宝贵积累。没有这一种观察，没有这一种积累，便没有联想，因而难有比喻。
    如“二人相向，势不两立”--倘形容之，可曰“彼此虎视眈眈”、可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曰“恨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倘比喻之，往往这样写--“像斗鸡场上难分胜负的两只公鸡，恨不得一嘴就将对方的眼珠子啄出来！”或者，“像一条眼镜王蛇遇见了赤链毒蛇，恨不得立刻就将对方吞入腹中”。又如，若写一人嘴大，倘形容，可曰“一口塞得进一个馒头”；倘比喻，干脆就写“河马一样的嘴”。
    中国是世界上形容词最多的国家。故中国学生从小学习语文，教和学双方都十分重视形容。久而久之，词汇量倒是渐渐多了，但主要是学会了应用前人留给我们的现成的词。由于缺少比喻能力的训练，因而联想之能力也衰减。一个成语，千百年以来代代用之，便没了最初的魅力。许许多多的成语，其实已成了日常语，成了广泛而又广泛的公用语。
    而外国尤其西方语言中，形容词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的学生从小学习“语文”，强调的是联想的能力，比喻的能力。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米里哀神父的妹妹和女管家“一个像天使，一个像鹅”，“鹅”--比喻得多形象，对应于“天使”，妙趣横生；进而写米里哀神父妹妹的单薄而气质圣洁的样子，“仿佛是用光和影造就的，有一些血肉，仅够表明她的性别。再加上一点儿凡人的气息”，天使的形态，跃然纸上。林语堂先生在一次演讲时说，“演讲应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也是精妙的比喻。
    有时形容似乎与比喻分不大清。比如“蛾眉”、“樱唇”、“如笋玉手”，最初当是比喻，后来百千年间不断被公用，于是仿佛成了形容。《三国演义》中写刘备的形象是“两耳垂肩，双手过膝”，此形容也；写张飞的形象是“豹头、燕额、环眼”，此比喻也。苏东坡做诗打趣苏小妹：“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形容也；清人龚好古，有诗才，然以诗句自谦曰“螳螂误入琴工手，鹦鹉虚传鼓吏名”，比喻也。我们的古人，其实是极善比喻的，可以说个个都是比喻的大家。
    他们留下的精妙比喻太丰富多彩了，我们用现成的还用不过来，所以反倒退化了在语文方面的比喻能力，也使那些起初极智慧极生动的比喻，渐渐退化成了公用的形容。在今天，即使读一篇好的文章，也往往是引古多于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专利”比喻。
    一条精妙的比喻，那一定是不与前人重复的，因而是极新鲜的；它一定是自己的，不是应用现成的，因而更是“创造”式思维的产物，不是公用的联想。
    弘毅，对你讲这些，不是说全班只有你最不善于比喻，而是借此机会，指出同学们中普遍存在的写作现象。
    你的古文基础好，这是硬于别人的一手，再留心观察，培养自己的联想能力，加强比喻之训练，就两手都硬了。
    所以，倘考上了研，也不妨在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时，看几部外国的小说。现在不必。现在你们打算考研的同学，更应集中精力。
    我建议你将来读一读雨果、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还有大仲马。他们都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的大师，也都是细节的大师。也许有人会对你说，大仲马才算不上大师呢。那也不要紧。他在比喻方面不是比我们高吗？高者即吾师也，我们应取这种态度。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到沙威警长时，除了特别具体地描写他的五官，又这样比喻：“沙威在严肃的时候是一条看门狗，在笑的时候是一头老虎。”因为他笑时，“不仅露出牙齿，而且牙龈也让你看得一清二楚，在鼻子周围挤出一圈圈凶狠的皱纹，就像野兽的吻端。”
    雨果的小说中，还时时可见这样的文字：“被命运压得抬不起头的人是不向后看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跟在他们后面的总是噩运。”
    这与修辞水平已没什么关系，而是思想水平了。同学们的作业也罢，发表在《文音》或《来园》上的作品也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开头总是较好，甚而很好，1500字后，往往显得力有不逮。仅仅有修辞的基础，几乎必然这样。
    你的此篇作业，存在三点不足：第一，朱自清的引言太长；第二，诗、画借用也多；第三，似乎不明白，主人公绝不是吴惊，而是汪星。写汪星当用七分笔墨，写“我”用三分即可。写不好汪星，就写不好“我”。而不是反过来，似乎写好了“我”，也便写好了汪星。
    试着改一改，看会改成什么样子。引了那么大一段朱自清的话，也终究还是别人眼中“可爱的女人”的条件罢了。试着写写汪星在自己眼中的可爱，看自己能不能写出更好的细节，更多的精妙之笔……
    我对你的要求，自然是高于别人的。
    《文音》上发表你们“一小撮”的作品，要一次次见进步，一次比一次水平整齐才好，对不？
    不必再交我看，改过，直接交德术发即是。当然，我的意见也不全对，自己感觉改哪处好，怎么改好，听凭自己的感觉即是。但这些日子别累着了……
    致裴春来同学
    小裴：
    你的诗写得不错，这是不消说的。我虽然不是诗人，但欣赏诗的水平还是有些的。何况认为你有诗才的还有杨牧--他可在《星星》诗刊当了近20年主编了，他是中国著名诗人，且是我的朋友--他的评价，比我的评价有权威性。
    我在课堂上谈到你的诗时，曾觉很有点儿“雨巷诗人”戴望舒的诗风。此由衷言也。我比较喜欢戴氏的诗。喜欢他那一种情感婉约，表达细腻，弥漫着淡淡的忧郁之美而又不过分缠绵的诗风。
    你的诗颇有戴氏之诗的意韵。景、境、情--此诗之三昧也。你的诗中都是包含了的。“情”中蕴涵着诗思。
    然现今的时代，早已不是一个诗的时代。诗人们都似走失在社会游艺场的孩子。游艺场根本不是诗人们喜欢的地方，连习惯之往往也不能够。他们总在试图走出游艺场，但当整个社会已变得近乎一个大游艺场了，他们又如何走得出去？
    所以我理解，你虽为学子，心中也定有诗人们那一种苦闷和迷惘，尽管你从未说。
    要将诗和天**诗的人分开是不容易的。别人不大能做到，他们自己也是。正如倘不许我写作，即使让我去过贵族的生活，我也活不了多久的。
    我以为，诗人们摆脱苦闷和迷惘的最好方式，便是一方面尽可依然写诗，另一方面，将诗意注入到文学的其他体裁中去。在现今的时代，诗人应为人们提供诗性的散文、小说，等等。这会滋润并丰富散文、小说的表现力。
    许多诗人都已这样做了。你这名爱诗的中文学子也已开始写散文了，这是很应鼓励的尝试。你的《独角兽》，当算一篇寓言体小说。它是有些诗意的，但立意模糊不清。文学的任何一种文本都是有魂魄的。所谓立意、主题、思想性便是。它有时是单一又明确的，呈现在短篇小说里往往是这样；它有时又是多重的、一言难尽的，呈现在长篇小说里往往是那样。
    模糊不清和多重性、复合性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部长篇小说，也许不同的一章便包含有不同的主题；也许前几章根本不涉及任何主题，而只编织人物关系，只将刻画人物作为首要任务；到了它的中间部分，多种主题思想才一下子纷呈出来。
    短篇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那样要求短篇。但并不意味着一概的短篇因而便可无立意、无主题、无思想性。
    某些短篇看似无立意，其实是有的。那往往是一类唯美倾向的或情感特质鲜明的短篇。在这样的短篇中，美上升为一种主题，情感得到了一种思想性的诠释，立意完成得较为含蓄。
    在这样的时候，几乎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所多次提到的别林斯基的那句话--“如果所谓主题干扰了人物塑造，那么作家可以不考虑主题是什么”--才是一句有的放矢的话。
    比如《孔乙己》。人物本身即立意，即主题，即体现了作家本身所要表达的全部思想。
    在上个学期，我曾主张你们可以不管什么体裁特征，不考虑什么主题立意，动笔写来就是。对于你们的作品的点评，我也多赞长处，少评不足。每评，三言两句带过而已。
    上学期是以鼓励为主。这学期应有所要求。否则，同学们的水平将没有提高，我也对不起大家。
    从上学期的作业来看，《父亲》、《少年与邮差》、《天意》、《爱尔兰咖啡》、《幸福的女人》、《一双鞋子》、《父亲的天空》，都是有立意，有主题，有思想性，而且表达得都比较好的作品。
    但不久前，你和弘毅的两篇作业，按照这学期的较高的要求，都有同样一种欠缺。这两篇作业，第一，是可以改好的；第二，不改好便发在《文音》上的话，已与你们所应达到的水平不相符，所以你们理应改好。然现在“非典”猖獗，你们也不便必改，千万不要当成任务，还是要以身体为重。情况特殊，《文音》这一学期不出也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