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部队刚在安哈尔特火车站进行了一次坦克搜捕行动，并宣称已把那个地方变成了“坦克的坟墓”。<－》对那些防御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最后一个阵地的外国志愿者来说，由于共同面对死亡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非比寻常的友谊。在“诺德兰”师隶属空军部指挥的一个组成部队中，不仅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三个拉脱维亚人和“我们的两名俄国士兵”——毫无疑问是吸收进战斗部队的“希维人”。
    帝国国会大厦陷落了。
    戈培尔现在已意识到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他要求召见曾同意帮助毒死他六个孩子的党卫军医生孔茨。戈培尔此时正在元首地下避弹所的书房内，与德国宣传部的国家秘书瑙曼进行谈话。孔茨被告知在外面等十分钟，然后戈培尔和瑙曼同时起身离开，让孔茨与玛格达?戈培尔单独待在了一起。
    戈培尔夫人说道：“元首的死已为我们夫妇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们将要自尽去追随我们的元首！”
    孔茨点点头没有说话。
    德军柏林城防部队将于当晚努力突围，戈培尔全家因此要马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孔茨劝说戈培尔夫人道：“我可以将孩子们送往医院，将她们置于红十字会的保护之下！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戈培尔夫人摆了摆手道：“不要再说了！我和他已经决定了！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也会原谅我们的！”
    这时戈培尔也回到了书房对孔茨道：“医生，如果你帮助我的妻子杀死六个孩子，我将不胜感激。”
    孔茨见戈培尔回来，仍然不死心，又一次提出了拯救六个孩子的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这位帝国宣传部长道，“他们是戈培尔的孩子。”说完。戈培尔被联络官叫离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戈培尔回来道：“俄国人可能随时会来并打乱我们的计划，”接着对他的妻子道，“我们必须赶快把要做的事情做完。”
    戈培尔夫人带着孔茨来到了卧室并从一个架子上拿下一支充满吗啡的注射器，她们然后去了孩子们的房间。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早就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了，不过还没有睡着。
    “孩子们，不要害怕，”戈培尔夫人对孩子们说道，“医生要给你们打一针，这是儿童和战士们都需要注射的。”
    然后她不忍心再看便离开了房间。孔茨清楚地看到戈培尔夫人眼角的泪花，不过孔茨还是留下来并给孩子们进行吗啡注射。注射完以后，孔茨来到了前厅，告诉戈培尔夫人说道：“我们要等十分钟让给孩子们睡着。”
    不过，当戈培尔夫人要求有孔茨给熟睡的孩子们喂毒药，他却下不了手。玛格达?戈培尔只好要孔茨把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施通普费格找来。然后和施通普费格一起掰开熟睡的孩子们的嘴，将毒药胶囊放进了他们嘴里然后将他们的下巴合上。
    后来人们发现大女儿黑尔格脸上有严重的淤伤，这表明吗啡可能对她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两个成年人试图将她的嘴掰开时。她可能挣扎过。做完这件事后，施通普费格回去了，孔茨和玛格达?戈培尔来到了戈培尔的书房。戈培尔正在房间里非常紧张地走来走去。
    “孩子们的事做好了，”她告诉他。“现在我们要考虑自己了。”
    “我们快一些，”戈培尔说，“时间不多了。”
    玛格达?戈培尔取下了金色的党章和金色香烟盒。金色的党章是希特勒4月27日作为一种荣誉送给她的，金色的香烟盒上则带有“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的标记。
    在副官京特?施韦格曼的陪同下，戈培尔和妻子上楼来到花园。他们两人拿了两支手枪，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站在一起。而在几米远的地方，希特勒夫妇二人的尸体被火化然后埋在了一个小的弹坑内。戈培尔夫妇咬碎了氰化物胶囊，然后两人同时对自己开了枪。施韦格曼根据承诺将便装油桶里的油倒在了尸体上。然后，他引燃了第三帝国的最后一个葬礼柴堆。
    下午9时30分，汉堡无线电台向德国人民预告要宣布一个庄严和重要的消息。首先播放了瓦格纳的葬礼音乐和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使听众们对将宣布的消息有了心理准备。邓尼茨海军元帅称，希特勒已经牺牲，他“在部队的最前面”战斗而死，邓尼茨本人将接任希特勒出任德国元首。
    作为接应从柏林波逃出来的军政要人和平民的温克将军叫参谋发布命令，为了防御苏军的四面进攻，第12集团军各师将退守河岸。温克还命令他的一个军长巴龙?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去和美国第9集团军谈判。埃德尔斯海姆和他的参谋于5月3日在唐格明德附近乘坐一艘两栖船只渡过易北河，并与当地的美军指挥官取得了联系，投降谈判于第二天在施滕达尔的市政厅举行。
    美军指挥官威廉?辛普森将军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考虑人道主义问题，还要兼顾美国对其苏联盟友承担的义务，还有解决如此巨大的人流的吃饭和其他实际的问题。他决定接收伤员和没有武装的士兵，但是他拒绝了埃德尔斯海姆提出的帮助建造和修理桥梁以完成德军撤退的问题，他同样拒绝解决接收平民难民问题。不管怎么说，战争结束后他们都是要返回家园的。
    第二天5月5日的早上，德军在三个地点展开了紧急的易北河渡河行动：施滕达尔和申豪森之间严重毁坏的铁路桥、唐格明德附近的公路桥和南部几公里远的费切兰渡口。第9集团军的幸存者首先渡河，留在东岸的每个人都在想着他们离去了多长时间。第12集团军的防御圈在苏军的攻击下已大为缩小，在河的正面，它长度不到25公里，而在中央，河水大约有18米宽度。苏军的炮火开始给难民和士兵造成很大的伤亡。
    第12集团军士兵此时真是百感交集：他们一方面为救援行动感到自豪，一方面对苏军有着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们对美国人未能继续前进并将出卖自己人民的纳粹政权推翻感到怨恨。这看起来概括了他们在去往唐格明德的难民之路上的全部心情。路边上，仍然树立着纳粹党的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元首！”
    没有预料到，我们竟然成为美国先遣队来控制和检查渡桥的德国士兵队伍，搜查党卫军、外国志愿者和平民。一些士兵背着军官没收了德军士兵的手表、奖章和武器。
    约翰笑道：“呵呵，又发财了！”
    我们的士兵端着枪，很远就看到有许多德军士兵将他们的钢盔和大衣给了妇女们，希望能混过桥，当然大多数人都被发现了，在上级的命令下，我只好把他们拖出了渡桥的队伍。
    “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有一些被检查出来是德国士兵的人不甘心的叫道。
    林伯纳一脚踹过去，道：“我知道你是德国士兵！”
    在枪弹和暴力的威胁下，一些人痛苦的留在了东岸。
    党卫军的士兵们或许听说我们会将他们转交给苏军，因而他们销毁了证件并摘掉了徽章。一些党卫军外国志愿者假装是劳工，克特尔是党卫军“诺德兰”师的一名牙医，他被我的士兵拦住，他解释道：“我不是党卫军，我是美国人的朋友。我是一名牙医！”
    吉米狐疑的看着他，有些不相信，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德国成年男子都已经被士兵列为军队的成员了，因为他们大多被希特勒给征召进了军队。
    我道：“牙医？”
    随后问了几个关于牙医的小常识，克特尔很正确的回答了出来。
    我对吉米摆摆手，道：“嗯，或许他真是个牙医！至少现在是！”
    克特尔被放行了，反正放行那么一两个人物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突然，天空中响起了炮弹砸落的呼啸声，紧接着，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也砸了过来，这是苏联对渡河德军的袭击。吉米下意识的大叫道：“苏联要和我们开战！”
    苏军的炮火只是倾泻在东岸的准备渡河的德军士兵和平民。苏军的坦克、火炮和“喀秋莎”火箭这一场淬不及防的攻击，使得成千上万名仍在排队穿过单轨桥的人送掉了性命。
    你是否会死于最后一刻，这纯是个“战争运气问题”。苏军5月6日扩大的杀戮行动使得监督平民过桥的美军部队也处在了危险之中，美军指挥部担心我们也会死于苏军炮火之下，所以将部队从河对岸撤回，并向易北河后面撤退了一些距离。
    我们的撤离，这恰恰使难民们有了可乘之机，他们蜂拥着，冒着苏军的炮火过了桥。
    “看那，有许多不能渡过易北河的人自杀了。”作为留下来观察东岸的约翰指着东岸对我道。
    我看了看，易北河上飘满了各种各样的船只，这是对面的德国人试图使用小游艇，或者把木板或是油桶扎在一起做成的筏子和各种各样可想象到的能够用来渡河的小船，渡过宽阔的水流湍急的易北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