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天、三天--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卢嘉川并没有来找林道静。
    怎么回事呀？
    道静清楚地记得他那天说的话：“三天之内一定来拿东西。”可是他再也没有来。她的希望一刻刻地减少，忧虑一刻刻地加多，疚愤的心情也一时时地加重。她想打听他的下落，但是无从去打听。所有认识他的人--许宁被捕了，罗大方去察北了。她也曾去找过卢嘉川的朋友李大嫂，但是李大嫂已经搬了家，院里的街坊谁也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道静终日若有所失似的坐立不安。
    “为什么不决心留他住下？为什么不想尽办法帮助他？有阻碍吗？为什么不冲破这些阻碍？”仿佛是自己出卖了同志似的，她的心里感到了难忍的疚痛。她恨自己脆弱、犹豫；恨自己没有决心保护自己所尊敬的人；她也更加恨起余永泽的落后、自私。整天整天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翠绿色的孤单的小枣树。她觉得世界忽然变了色，她觉得她刚刚敲开的幸福的大门，在她刚要迈进的时候，却突然紧紧地关闭了！没人的时候，她拿出卢嘉川留下的提包捏着、思索着--并没有依照他的话把它烧掉，她总还希望他会来拿它。
    很快的，她变得苍白而憔悴。
    “怎么啦？为什么苦恼？”余永泽觉察到了道静的变化，有一天，忽然这么问她。但她只是摇摇头不说什么。可是，余永泽还不断地问。问得她发烦了，不由忿忿地说：“是个有良心的人谁也过意不去！是出卖不是出卖谁知道呢？”
    余永泽瞪着小眼睛，一丝含着讥讽和轻蔑的笑容浮在他的嘴角：“又是为贵友卢先生吗？那么，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像这种铤而走险的人有几个有好结果的！”
    道静直直地看着余永泽。沉了沉，她一把抓住余永泽的手臂慌促地喊道：“真的？你怎么知道他？他被捕了吗？”
    余永泽带着骄傲的自信的神气点点头。他要破釜沉舟地使道静对卢嘉川绝望，虽然，他并不清楚卢嘉川是否被捕了，但是仍表示了深知个中秘密的神气。
    道静再也忍不住了，她趴在桌子上，双手抱住头低声地啜泣起来。为了她深深敬爱的同志的不幸遭遇，她再也不去顾忌余永泽的讥笑和妒忌。余永泽站在旁边，愤懑地紧咬着薄薄嘴唇，终于他也忍耐不住地发了火：“我不相信你的共产主义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可惜被抓走啦，不能成其好事啦……不要紧，好在你的‘同志’还多着哩……”
    “住嘴！”道静暴怒地跳起来，“我不允许你拿我的痛苦开玩笑！”歇了一下，她哭着说，“真没有心肝！眼看好好的一个青年人被抓走啦，要丧命啦，你还幸灾乐祸、冷嘲热讽……
    去你的！“她用手推开余永泽，一下子跑出屋外去。
    晚上道静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哭着--都为他们不幸的结合悲伤着。
    生活是黯淡的。道静仿佛一个人生活在无人的孤岛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她的痛苦和希望。但是有一件事却使她明白了：这就是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离开他，不能让他毁灭我的一生！”道静的决心慢慢成熟了。
    有一天，道静又拿出卢嘉川留下的提包来，她想该把它烧掉了。他绝不会再来了。她忐忑不安地打开了提包，立刻一卷卷红色、绿色、白色的纸片露了出来。看见这些纸片，她又是难过又是欢喜。“朋友，我又好像看见你啦！”
    当卢嘉川刚刚把这些东西交给她的时候，她很想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但她又感觉这样做不对，便遏制住自己，把它放在一包破棉絮里藏起来。现在她可再也不能忍耐了，她把屋门上好，把纸片摆在桌子上，怀着新奇而又兴奋的心情拿起其中的几张读起来。这些纸上印的都是标语、口号，纸张是薄的，字迹是小的，一张张的油印宣传品上清晰地写着这样的字句：庆祝红军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另外还有两份比较长的宣传品，下款是“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和“北平反帝大同盟”。
    中国共产党--这是个多么亲切、伟大的名字啊！道静望着这几个字，紧紧捏着这些红绿纸片，一种沉醉般的崇高的激情，把她多日来压在心里的愁郁一下子冲开了！好像看见了久别的亲人，她可舍不得烧掉这些珍贵的物品。她抱住这些纸片激动地想着，忽然想到她的命运经过这些红绿纸片、经过这些招恼反动派的字迹，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已经不可分割了！她感到能够被信任保存这些东西乃是她无上的光荣和幸福。
    想到这里，她高兴了，她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不烧掉它们又怎么办呢？”晚上她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会再来拿，总放着有危险，而且没意义，她于是想起了高尔基的《母亲》中的母亲维拉索娃来：她带传单到工厂，把它散给工人们……“对，我也应当是这样！”像个顽皮的孩子想到了满意的恶作剧，又像战士想到了袭击敌人的好办法，她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但是怎样散法呢？她虽然幼稚，也还明白这是危险的。她反复苦思着，整整想了多半夜，终于让她想到了散发传单的好办法。
    于是，三天后，这样的事迹出现了。
    夏夜，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上。大地已经沉睡了。除了微风轻轻的、阵阵的吹着，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冷落的街道是寂然无声的。这时在北平沙滩附近的几条小胡同里，有一个打扮俏丽的年轻女人在来来回回地转游--她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窥伺什么。她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手提包，穿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当她听到似乎有脚步声或者什么声音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把苗条的轻捷的身子紧贴在墙边，侧着耳朵屏住了呼吸。她谛听着，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却忍不住激烈地狂跳着--她几乎都听到了它怦怦的跳跃声。但是当她听了一会，并未听到有人走来的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她喘息一下，歇了歇，接着又像一条黑影似的向前溜去。
    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天！道静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紧张、这样不平静的时刻。自从她决定了晚上要偷偷地去粘贴传单，她的心就一直不住地乱跳。她也想到了会被人抓住的危险，但是卢嘉川最后的话给了她力量，“只要你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只要你能为着未来幸福的日子坚持斗争下去……”呵，这是些多么难忘的话呵，她牢牢地记住了它，她要无畏地斗争下去。于是她忙碌地准备着一切。买了三瓶胶水、买了一双没有声响的软底鞋，为了怎样打扮以备被人看见时便于掩饰，她想了许多许多的办法，可是都不满意。最后，当她到房东屋里去借小刷子的时候，看见房东太太穿着粉红的紧身花绸袍，涂着厚厚的脂粉那种妖冶的样子，她心里一动，这才决定了要装扮一个风流女人，甚至被人认作卖笑的“野妓”也不要紧。晚上，怕余永泽注意她，不叫她出去，她就跑到房东太太的屋里梳洗打扮起来。她穿上余永泽给她做的淡绿色的绸袍，嘴上涂上了口红，脚上换上了肉色的丝袜，手里拿起一个漂亮的手提包，俨然成了一个俏丽风流的少妇。房东太太看她打扮成这个样子，开始是张大嘴巴惊讶着，--因为平日她是朴素的，不大修饰的。接着，根据她的经验，她明白了--“这准是去会相好的呀！”于是她向道静斜眼一笑，嘴巴对准了她的耳朵：“余太太，您这是？嘻嘻，我明白啦--您也有啦那个？”
    道静高兴她这样猜测，对她善意地微笑着。临走时并且小声地嘱咐她道：“老余要问，您就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嫂子，多帮忙吧！”
    她走了，怀着新战士初上战场，而且又是独自作战的那种惶悚的心情出发了。开始她在各个小胡同里逡巡着，真好像一个寻找主顾的夜游女人。后来一看左右没人，她就鼓着全身的勇气，把早就涂好了胶水的传单，用舌尖舔上口水迅速地贴到了墙壁上。贴第一张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哆嗦，腿也在发软。这时候，年夜凑在一起的许多青年朋友的面容忽然涌到了她的面前--他们要都在这儿该多好呵，大家贴，一下子就全贴完了！可是，现在，在这黑暗的深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孤单、恐怖。她不但怕警察，而且也怕真拿她当下流女人看待的男人们。贴了几张，胡乱地向几家住户的门口塞了几张，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来。
    疲乏。躺在床上，她好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
    但是第二天夜里，她仍然还去贴，还去给住家户的门口塞传单，而且不再像第一夜那么慌乱。她转了许多条小胡同，贴了许多。因为这次是在黎明前去的，夜里巡逻的警察已经疲乏了，因此，她顺利地散完了她准备散的宣传品，安然地走回家里来。
    看见了这些传单的市民们惊讶着，好像刮过了一阵飓风。
    青年们好奇地争相传阅；胆小的老人惊慌不安。
    “共产党越来越多了？”人们低声地惊奇地互相探询着。
    许多中学、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也收到了一份不知从何处寄来的报纸。打开来，里面就卷着道静寄去的几份共产党的宣传品。青年们惊喜起来，有些人许多天都不能安静地猜测着。
    他们相信共产党又活跃起来了，革命高潮也许又要来到了。
    街道的墙上，在清早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之后，这不能不叫警察们大吃一惊，愤愤地胆怯地把它们撕了去。
    道静背着余永泽想尽一切办法散发着传单。除了上面的办法，她还向一些她知道的人，较进步的人寄出了这些危险的东西。虽然散出了大部分，但卢嘉川留下的传单还有一些，她并没舍得一下子全散光。
    想不到这些红绿的小纸片，把她从濒于绝望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曾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一个死水里面的蝌蚪，重又生活在四面不透风的蜗牛样的小天地里，她唯一的路途只有做余永泽温顺的妻子，跟着他夫荣妻贵，等着穿他的丝绒袍子呢子大衣……但是，这个前途该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呵！可是自从想起了散发传单这个办法之后，她的精神突然开朗了！散发的越多，她越高兴；越觉得自己不是白白地喊空口号--余永泽是常常讥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会喊空口号的--越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青年而欣喜。
    不久放了暑假后，为了想知道散发传单的结果如何，她就跑到王晓燕家里去找她--王晓燕现在即将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晓燕，昨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她的神气很紧张，一把抓住晓燕的胳膊说。
    “什么东西？”王晓燕的眼睛是圆的，一睁大就显得更圆。
    她看着道静不慌不忙地合上了书本。
    “你看，多么奇怪呀！”道静把三张传单从口袋里掏出来，“昨天大清早我起来散步，一出门口就看见了这几张纸……”
    她把声音放低，伏在晓燕的耳朵边上，“好家伙！共产党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的！”
    王晓燕把传单拿起来看了一眼，漠不经意地丢在桌上，“我当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原来是它呀--我也看见过。”
    “真是怪事！你在哪儿看见的？”
    王晓燕且不回答道静的问话，打开抽屉给道静拿出一包糖：“小林，吃点糖。这是我爸爸刚从上海带回来的。你对这个传单怎么这么有兴趣？是专为这个来找我吗？”
    “我真觉得奇怪呀，现在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吗？”
    “我想一定很多。”王晓燕挨着道静坐下，一边吃着糖，一边一本正经地一字一板地说，“我们学生自治会在前几天--放假前收到一份卷着寄来的《大公报》，里面就夹着三份这样的东西--跟你的一样。
    有些同学又奇怪、又兴奋，也有的很害怕。以后有人提议把它贴到布告牌上，有人赞成，有人害怕、不赞成。”
    “你呢，害怕吗？你不是也在学生会有点工作？”
    “我吗？无所谓。随他们怎么办全好。可是第二天这传单真的在布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都轰动了……学校当局赶快撕了下来，蒋梦麟校长又气又怕。现在正闹得乌烟瘴气。”
    王晓燕摆动着浓密的黑头发，微微一笑，仍不改她那庄重的神气。道静可高兴坏了！她一把抱住王晓燕的脖子，脸上笑得像一朵鲜花：“晓燕！好晓燕！你这消息多么叫人高兴呀！”
    “你怎么啦？你干吗这么高兴？难道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道静感情冲动得不能克制自己了，她立刻向王晓燕坦白了全部秘密：“晓燕，告诉你，你可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传单都是我寄的呀！”
    “什么？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参加了共产党？”王晓燕被道静这个爽直的告白弄得慌乱了，她瞪着滴溜圆的眼睛吃惊地看着林道静。
    “我哪是共产党！”道静懊丧地摇着头，“可是，我认识了共产党的朋友--就是我常跟你提的卢嘉川。他把这些传单放在我这里，他被捕了，再找不到他了……我留下这些东西可有什么用呢，这才想法子寄出去。”
    王晓燕紧盯着道静看个不停，仿佛第一次看见一个奇怪的陌生人。
    “那，你为什么不烧掉？这样乱寄是很危险的！”
    “不，晓燕，你不了解我！”她抱住王晓燕的肩膀，热情洋溢地说，“我已经不是去年的我了。做这些事我觉得高兴。可是，现在也挺难过--我那些朋友都叫国民党捕走了……
    哼，捕走就捕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相信他们早晚会回来！“道静扬着头望着窗外的浮云，可是接着又若有所失似的低下头来。
    王晓燕被她朋友这种大胆热烈的精神感动了。她紧拉住道静的手，像叹息，又像抚慰般轻轻地说：“小林，我了解你的性格--像火一样。可是，你要为你的前途着想呵，搞--革命……这有什么前途呢？”
    “像你这样成天钻书本子有什么前途呢？”道静的神气严肃起来了，“国家这样危急，社会这样动荡，‘复巢之下安得完卵’这句话你不知道吗？”
    “嗯。”沉静的王晓燕陷入沉思中，她若有所悟地不再出声。
    “晓燕，别发愣啦，如果你不反对我，看在咱两个幼年朋友的交情上，给我帮点忙好不好？”道静推着晓燕，忽然撞入脑子一个主意，“我手里还有一些这种传单，放着挺危险，你帮我把它们散出去行吗？”
    王晓燕带着惊异为难的神气，想了半天，还是摇摇头：“不行。”
    道静生了气，站起脚就走：“还是好朋友呢……”
    “好吧，你拿给我。”晓燕拉住道静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我去找那些主张贴在布告牌上的同学去。可是，说实在的，我实在不赞成你这样的做法。”
    道静高兴得并没有听见晓燕后面的话。她跳上前去紧捏住晓燕的手连声说：“真好！真好！晓燕，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呀！以后等我的老师卢嘉川出来了，我一定要叫你认识认识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