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转念一想，也能知道，没有多余土地分租，当地民众收入必然减少，在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被人骂几句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高澄也没有把这事太放在心上，骂就骂吧，土地虽然归属于国家，但归根结底，也是他小高王的产业，又不是巧取豪夺，因此毫无心理负担。
被骂几句而已，自古以来哪个改革家不是被利益受害者骂得狗血淋头。
他还真不怕闹出多大事，光是按照均田制分配的田亩以及高澄约定的租调，百姓们一年下来，还能剩些盈余。
除非是被裹挟，否则没有百姓会在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时候，跑去造反叛乱。
不过这件事也给高澄提了个醒：人地矛盾。
东魏，尤其是河北，未经战事已经六年，百姓殷实的同时，生育率也常年居高不下。
至少高澄收到的户部汇报，尤其是沧州，人少地多的人指的是丁壮，幼童并不在此列。
其实想想就能明白，他们所能承包的田亩多，只要辛勤劳作，收入肯定要比相邻州郡高出许多，也更有能力与意愿生育子嗣。
毕竟无论男女只需成年便能分田，无需为他们将来谋出路，何况这年代能有什么抚养成本，一日两餐添点饭食而已。
这也是历史上的原主能在沧州大置盐灶的原因，他享受到了人口红利。
而高澄因为提前整顿盐务，幼童还未成长，自然也就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经过高澄数年治理，关东各地基本保持安定，在古代，长时间安定以及民众殷实，所带来的必然是人口爆炸。
无论如何，当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均田制的奔溃是必然的结果。
除非后人里出个杨广那样的大聪明，将鼎盛时期5000余万的人口，锐减至2000万到3000万之间。
葬送全国接近半数以上的人口，否则按照正常发展，均田制哪能存在到唐朝中后期那个时间段。
经历战乱后，唐初武德年间仅存200余万户，太宗贞观十三年不计算塞外归附，也才304万户，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人口才恢复到380余万户。
祖孙三代的努力，总算是将户口提升到隋炀帝大业五年890余万户的半数，只差60余万户的水平。
一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达到九百万户超越了隋朝，这还是有大量塞外人口内附的情况。
如今的东魏，因高澄的治理，算上幼年人口决计不止2000余万，这并非生育率有多惊人。
而是沙苑之战后，并未出现河东以及河南西部大量人口被掠夺。
神龟三年（520年）北魏户口五百余万，人口约为3500余万，分立初期东魏大概在2000万左右，而西魏人口，高澄无从知晓，忽略关陇多年战乱，给它估一个1500万。
事实上以关东与关西的自然条件差距，必不可能只存在2：1.5的比例。
纵使如此，遭了大旱又丢失七八成人口，西魏人口顶了天也只在300万至400万之间。
天知道历史上宇文泰东出，究竟补充了多少人口，才能挺过十年，从而夺取蜀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北周纵使得了蜀地，《通典》记载，灭齐前夕，北周人口约为900余万。
而《中国人口史》统计，灭齐前夕，北周人口约为1250万。
这还是已经夺取了蜀地，经过四五十年发展才有的水平。
而北齐末年却有人口2200万。
由此可知，高澄给如今的宇文泰估一个300至400万，究竟注了多少水。
如今高澄将这河东、河南西部这一部分人口流失给堵上，再加以六年治理。
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这六年究竟增加了多少婴孩，高澄也拿不准。
正因如此，高澄决定对关东各地进行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
想到便做，高澄当即向高欢寄去书信，这一次人口普查必须将山西包含在内。
毫无疑问，现阶段均田制适合当下时局，高澄所担忧的不过是后世子孙。
纵使将来深度开发江南，获取大量耕地，但人口的增加必然超过耕地的增长，均田制绝对不是一项能够持之以恒的国策。
它可以在战乱时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生产。
但到了和平年代，均田制的奔溃也必然带来王朝的动荡，甚至倾覆。
真到了后世子孙手中，谁又有魄力与威信能够更改这项土地政策。
与其将希望寄托在儿孙身上，高澄还是决定自己亲力亲为，寻找一条出路。
第二百零六章 计划生育？
土地政策需要符合当前社会背景，至少在这一时期，均田制确实是最适宜的选择。
高澄用过午膳，拒绝了一众官员的请见，整个下午都将自己闷在厢房，苦思立国后的土地政策。
但说到底，人地矛盾的根源是耕地开垦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没有任何土地政策能够解决这一矛盾。
一无所得的高澄不得不转变思路，将解决人地矛盾的矛头由土地转变为人口。
当然不是学隋炀帝将天下户口霍霍掉一半以上。
不再钻牛角尖的他，豁然开朗，解决人地矛盾，无非人口分流。
他一个文科生对工业所知不多，搞不了工业化，但是通过鼓励和发展手工业，带动商业的发展，达到人口分流的目的，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