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湖北房县的刘晓旭自幼患上先天性佝偻病，23岁的他身高才 1。1米，两腿严重畸形成“s”形状，失去了行走能力。2001年，刘晓旭丧失行走能力后，还没上完初二的他选择了辍学。在家的6年中，晓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家门，不与外人交流，只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打开门，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看夜空里的星星。今年2月，母亲借了1000元钱，给晓旭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聪明的他迅速“触电”无意中接触并迷上了彩票，且第一笔就全买全中。于是刘晓旭成了彩票论坛里的“诸葛亮”他观点独到的帖子吸引了彩票店打工的四川女孩李玲。李玲好奇他为什么一天到晚在家上网，在几个月的聊天和追问下，李玲得到了她要的答案，她感觉莫名难受“我特别想当面告诉他，人生并非想象中那么灰暗，我想做你真正的朋友。”
    今年7月10日，瞒着自己父母，李玲在长途大巴上站了9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刘晓旭的家里，她看到了刘晓旭同样患有佝偻病的母亲和年迈操苦的父亲，她决定留下来，并帮助他站起来。把原先的工作也辞了，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李玲活泼开朗的性格影响了晓旭，他开始慢慢试着出门和人交往。那一阵子，小县城的人都能看到一个年轻姑娘扶着久不见太阳的残疾小伙子在河边散步。9月27日，李玲独自一人带着晓旭踏上了北上的火车。经医院检查，刘晓旭的病情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大概需要10万元左右的费用。两人在北京租住了一间不到7平方米小平房，晓旭睡床，李玲打地铺。没钱买菜，李玲就等菜市场快关门的时候，买一些最便宜的菜。房子没有卫生间，刘晓旭的大小便都是在马桶里，然后由李玲拿到60多米远的公共厕所倒掉。11月16日，房子到期了，房东坚持不再租给两人，强行要他们搬出小屋。在搬家的过程中，晓旭的腿又再度受伤，医生说刘晓旭的两腿腿骨已快要断裂了，如不尽快动手术，可能会造成终身瘫痪。此时，晓旭和李玲身上已不到1000元钱，连住院费都交不起。李玲还是笑笑的模样，轻声说:“马上都会过去的。”
    萍水相逢，为什么要这样不离不弃地帮助晓旭？李玲说，这不是帮助，只不过是尽全力做一件还能做到的事情，从小也在山里长大，知道他们受的苦。只是把他当弟弟看，不帮他帮谁。虽然这样居无定所的，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不想拿晓旭一辈子的幸福开玩笑，总觉得肯定会有转机的。就算是去乞讨，也要帮他凑足钱。谁说网络太虚幻？只是虚幻的人们利用了网络而已。
    17日，就在刘晓旭忍着伤腿的疼痛李玲身上已不到1000块钱而无钱治疗的时候，河南富商迎亲的包机也整点起飞了。被河南富商所包的3个迎亲航班分别是17日飞重庆的cz3627次、飞郑州的cz3628次和18日晚上飞重庆的cz3627次。据南方航空重庆分公司相关人士介绍，一鲁姓先生日前向该公司预订了一架飞机准备迎接新娘的家人到郑州，航空公司随即安排了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执行这次特殊的飞行任务。这架包机上共搭载了160多名乘客，他们全是新娘黎小姐的亲朋好友，于17日由重庆飞往郑州，而昨日参加完婚礼后，又从郑州包机返渝。由于到两地的全额机票为1030元/人，往返三个航班的机票费用在30万元以上。今年20多岁的新娘姓黎，家住重庆南岸区，其父母以前曾在当地开过工厂。新郎鲁先生是郑州一家大型公司董事长的儿子，黎小姐是在澳大利亚念书时与新郎相识、相恋的，新娘随后一直在郑州工作。两人决定结婚后，为了让家乡的亲戚朋友参加自己的婚礼盛典，新郎特地提前一个半月向南方航空公司申请包机，让亲戚朋友乘飞机到郑州参加婚礼。由于参加婚礼的人很多，双方的客人被分别安排在郑州的四家星级酒店用餐，估计起码有上百桌，场面非常热闹。此外，女方亲朋好友在17日乘包机到达郑州后，还集体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参观，并观看了少林寺武僧的精彩表演。
    为什么会有仇富阶层的诞生？不完全是因为穷人都是刁民而富人都是王八蛋，只是因为穷人太穷而富人太富，穷人穷得只剩下眼泪富人富得直冒油。要是鲁先生能将迎亲费用的一个零头匀给刘晓旭来治病，或许他就能站起来并成为“彩票之神”了，那李玲姑娘也不用捡乱菜叶睡地铺了。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富豪品质差，他们幸运地在经济转型期横空出世，伴随着社会财富规范的懵懂、财产权法律保障的缺位，老百姓不客气地看穿他们为“缺乏安全感的暴发户”他们的形象似乎就从未高大过。中央党校的韩庆祥教授在一次主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理论研讨会上，痛斥了山西煤炭富豪的挥霍浪费行为，我们也习惯于骂他们“为富不仁”、教训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新富阶层面前，舆论与民意史无前例地疯狂并高蹈着。问题是眼下的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多米诺”：越是疯狂解构“财富原罪”越是难以建构起我们的道德与责任的根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当收益往往来自于秩序的失守，而不能归谬于寻租的强势——就譬如你不能说抢劫无耻的根源在于罪犯的技术先进一样。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暴发户到贵族的距离，就是我们的新富阶层到兑现道德责任的距离。新富阶层之“新”恰恰在于其要努力学着去“成为一个富人”寻求一种富人特有的身份认同。制度生态没有为我们养成一个中国新富阶层的榜样，而群体沦陷的背后是我们在赐与其财富机遇的时候没有给其上好财富品质的社会课。至今，我们一直为拯救中国新富阶层的道德忧伤与责任迷茫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