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作日程的推进，春耕工作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展开，由于需要安置的流民基数过于可怕，这个庞大的工作量显然压迫得汉军政府喘不过气来，起先草草结构的行政框架在这场工作冲击之中简直有点摇摇不支，可以说为了搞好这场工程，李光地几乎派出了他所有的属员，不论衙役、师爷或者其他吏员，以致于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成了光杆司令。
    这个时候一个很特别的机构出人意料的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大汉政府累得快散架的时候，“大汉商税律令修订委员会”粉墨登场，显而易见，这个组织有点象是林风大帅与不法商贩勾结的明证，在数千年来以“农桑为本”的中国显得尤为醒目，若放在平时它的诞生一定会受到士林的强烈谴责，不过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大部分人都暂时压下了学术大义，因为它在这场春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林风大帅的授意之下，晋徽商会总头目、许淡阳先生号召全体商会同仁发起了一场“救济民生”的慈善运动，不过这个活动用林风的眼光来看，有点象是后来的“农业合作社”或者“互助组”什么的，不过这里面当然还是区别很大，综合其措施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首先是晋商票号搬出银子，朝徽商杂货商人们购买了大量洋芋和金薯种子，然后又朝汉军政府购买了几万头挽马、骡子之类，最后把这批物资以低息贷款的模式发放给流民，约定其在若干年内分期付款——因为汉军政府对流民采取宗族族长负责制的管理方式，所以晋商商人在进行此项投资的时候是分别与各个姓氏的族长们签订的合同，而当这批物资落实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之中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除了种籽之外，这些农具和牲畜当然也就成了一个宗族的公共财产，由若干户农民共用一套耕种设备，而等农作物获得收获之后，又由宗族内的老人家负责向各门各户筹措偿还。
    在这个生产流程之中，林风的大汉政府可以说基本上插不进手去——实际上无论是农户或者是商人，都绝对不希望那些官僚们朝这里面伸手，因为只要是稍有商业眼光的人，都能在这个买卖中看到金子，而林风大帅当然也顺天应民的响应了这个要求，颁下严令不准官府干涉商人与农户之间的合同，不过有一条例外：此间林大帅严格规定，此项贷款的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若有违反，轻微者由商会联合制裁赶出商界，重则以“叛逆罪”满门抄斩。
    当然这个金融止息的政策让很多商人不满，实际上这些商人当初就准备按照老习惯来操办这件事情——在千年来的传统中，高利贷商人和官府衙门联合起来盘剥农民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林风大帅好像不打算接这个茬，总之态度是强硬得出奇，以致于商人们贿赂了不少汉军官员也未能如愿，后来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点八卦新闻，不过最后却很可怕的转向到林风大帅的私生活方面——这些商人在汉军重臣那里撞墙之后，又耗费了许多银子来贿赂元帅府的管家、亲兵甚至仆役老妈子，希望他们能给大帅吹吹风，体贴一下“民间疾苦”，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当然没什么机会和林帅商讨国家大事，所以基本上这笔钱算是丢进水里了，于是这些商人悲愤之下纷纷指责大帅不娶老婆小妾的坏习惯，在他们看来，如果大帅有了那么一两个红颜知己能吹枕头风，那么这件事情也还应该大有商量的余地。
    因为林大帅态度过于强硬的关系，这场十七世纪的金融或期货买卖在折腾得沸沸扬扬之后渐渐落下帷幕，晋商虽然在中国商场上影响很大，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也没有能够翻过盘来，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原因，除了出身晋商却坚决执行林风政策的商会会长许淡阳利用其自身的资历威望施加影响之外，未获得其他商人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汉军的工商业政策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美好灿烂，商人和工场主没有理由为这件本来就不大地道的事情跟大帅作对，所以愈见绝望的晋商最后也只得收场了事，因为不管怎么说，对于商人来说，生意总是还得做下去，纵然利息低了点但只要有赚头，那就值得干。
    汉军领地的工商业发展势头猛烈得出奇，阅览过商会许淡阳和李光地的报告之后，林风真的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在他自己看来，自己对于工商这块确实没投入太多的精力，而所颁布的那些政策跟他所理解的“发展经济”简直擦不上边，迄今为止，汉军政府从来没有搞什么“招商引资”之类买卖，如果说保护工商的话，那就只是把自己的政府行为好好规范了一下，绝对禁止官僚行政体系对工商业使邪劲，此外也就是命令各地的衙役、驻军发布“护商令”，命令汉军集团的所有武装力量，对在汉军政府注册过的商人提供安全保证。
    而且林风自己除了扶植了一个军火钢铁企业之外，也并未搞什么“五年计划、星火任务”之类嚎头——这正是林风时常洋洋自得的一个优点，来到这个时代这么久，事业上也称得上是风生水起，到如今也算是一个领袖了，但他倒也没有因此自我膨胀——这点几乎是所有领袖的一个通病，所谓一个人不能太成功了，如果太成功那就一定会太自信，太自信那就免不了会一通乱搞，历史上因为这点而毁却一世英名的老大太多了，比如什么农业学大寨或者蹦蹦跳跳前进之类就是明证。在林风看来，搞生产、做生意乃至于发展经济，那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之专业的活动，很显然，他自己确实缺乏这方面的才能，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放开手让这些专业人士去干呢？
    其实这个理论倒也不是林风独创，虽然当年功课不咋样，但一些大趋势倒也还记得，实际上在林风印象之中，在这个资本萌芽的当口正是自由经济大行其道的时期，所以说自己的这个汉军政府只要不捞过界，任由这帮工商业主折腾就行了，政府在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充当打手，比如某地欺压汉军的商人或者拒绝开放市场之类，如果这类现象很严重林风当然就得拖上大炮碾过去。
    当然除了这些宽松的政策环境，汉军近期的政府采购计划在本地的工商业发展注射了一记强心针，这段时间汉军总参谋部的青年参谋在军队中上下走访，参考了军中老兵宿将的意见，另外再按照林风大帅和指示，制定出了一套新的装备方案。在这套新的军备计划中，汉军士兵和军官的装备得到了质的提高，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其他的许多辎重或者生活用品也得到了大大改观，比如根据新的规定，一名汉军士兵除了武器之外，还得配发军服、军鞋、武装带、绑腿、芦苇席、火药囊、饮水葫芦等等，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此次整编之中汉军正式成了军医编制，为此又大量采购了行军散、金疮药以及其他治疗疫病的药物。
    以前这类活动对于商人来说都算不上一种“买卖”，因为在这战乱的年月。朝廷基本上是以“抢劫”的方式来完成，而且对于这种强盗行为不予配合还得被戴上“叛党”的名号杀头，但在汉军政府这个新的经济框架下，这些行为都必须遵循正常的商业途径来完成，当然起初开始采购的时候汉军的官员们也打算按老办法干，不过这个阴谋火速被“大汉商税律令修订委员会”捅了上去，企图肇事的几个官员当即被最高领导以最快的速度干掉，于是这个事情在汉军政府的官场中发挥了警示作用，这些官员们不得不捏着鼻子和商人们对等的坐下来谈判。
    这个政策最后的直接效果就是直隶一地的各种手工工场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而这个繁荣的景象简直令老人家啧啧称奇，而且总是令林风想起当年的深圳神话，因为这个时候直隶一代也到处流传着某种“发财现象”，甚至还流传到了林风耳中，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某个保定人的故事，这个人本来是白洋淀放鸭子兼打鱼的穷措大，后来因为汉军大批采购芦苇席和军用的辎重篓子，这个人牵头组织乡党搞编织业，在这个冬天赚了个饱，最后成为身家达两千两白银的巨富。
    虽然林风大帅如此纵然商贾，但汉军那的几个传统的儒家重臣，比如李光地、陈梦雷汤斌等却纷纷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这个现象倒也不是偶然，因为现在汉军政府上上下下每个人都知道大帅与这些商人的“秘密交易”。
    众所周知，汉军势力膨胀得非常厉害，无论军队或者政府行政机构都在一天一天的扩充，但财政状况却一直非常糟糕，入不敷出赤字现象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就目前来看根本无法解决。一个是因为还未到收获的季节，眼下也不能收取农赋，而新的工商政策却税率不高，所以这段时间李光地可谓是难为到家了，除了疯狂的朝**身上伸手他一时间还真的想不出什么招来，然而即算如此，所取得的税收也非常有限，可以说汉军现在还一直在吃康熙的老本。
    这个时候无所不能的林大帅当然又出了奇招。
    在这个漫长的冬季内，一头扎在天津港口的施琅和**生面对着面的比赛，极为疯狂的朝造船工匠们使劲——虽然两个人都知道这是大帅的阴谋，而且这种简陋的激将法也更本瞒不住人，但两个人却谁也不愿让步，这个原因倒也简单：若是让对面的那个“玩意儿”当了自己的上司，神气活现的对自己发号施令，那还真不如一头撞死了干脆。
    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在效率方面起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在这项海军投资上，汉军的确是真真切切的做到了杜绝贪污，两位提督在这个时候吝啬得出奇，除了捏着经费一分一厘的掂量之外，还非常狂热的把自己的军饷也砸了进去，于是天津港的造船工匠就倒了大霉，因为两位将军都把铺盖带了进来，瞪着眼睛看他们造船——当然没有人能指望一个将军会有好脾气。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这种现象的负面效应也是非常巨大，而且很多纠纷时常闹到了林风哪里，令大帅也头疼万分。因为将军们之间的矛盾，两支舰队的水兵自然也不会给对方好脸色看，这个时候海军的编制都比较小，所有能被施琅和**生挑中的人那都是自己带得顺手的人，所以官兵之间也非常之贴心。于是当第一舰队的水兵去茶馆喝茶的时候，第二舰队的水兵一定选择离开，转而去酒馆喝酒，总之这里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团结、联欢之类现象，甚至连走在路上双方都是怒目而视，饶是如此，打架斗殴也还是少不了，不过看在同穿一种军服的面子上大伙不好意思舞刀弄枪，于是砸砖头敲棒子自然也就成了传统项目，所以虽然没有死人但断胳膊断腿的事情总是少不了的，而且这类恶性治安事件也给汉军政府的天津地方官带来极大的困扰，因为每次砸完酒馆茶馆之后总是由父母官出去给军爷们擦屁股。
    在拼命的督促之下，**生和施琅连造带买，总算是各自都有了几条海船，而且两人在武器装备上两位海军少将也表现比陆军将军们更坏的脾气，每次船一落水，他们派给督造总管戴梓的信使那是一拨接一拨，川流不息，工场的工人们也对此习以为常，因为稍微迟了一两天，两位将军就气势汹汹的带领亲兵亲自上门，堵着戴总管要大炮。
    当冬天过去之后，两支小小的舰队也基本上武装完毕，这个时候大帅的“经济计划”也开始着手实施。
    这个计划林风提出来之后经过几个重臣的秘密商议，综合起来的意见有点矛盾，总的来说优势就是可行性高、周转快、投入成本不大，但后的一致意见是要求大帅秘密行事，最好要假装不是咱们干的。据说与会的几位大臣当时满脸惭愧，唯独林风大帅一个人恬不知耻的逐一开导：说什么在历史事件的比较之中，就人品方面，咱们这些人比不了先贤，但绝对还是要比曹操要强的，人家阿瞒挖坟盗墓还任命“摸金校尉”什么的，咱们比起他来，还是有资格在道义上鄙视他的。
    其实这个计划商会会长许淡阳早已知晓，而且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所以在林风通报重臣之后，一支不起眼的小型商队在林风的精锐近卫军保护下进入了天津港口，然后施、杨两位将军就立即心照不宣的火速装船，林风在这件事上账目做得相当公平，起码就货物的价值上绝对不会偏向谁，比如假如施琅舰队护送了一张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那么**生舰队就绝对有一张宋徽宗的瘦金帖或“百鸟朝凤图”，总之大帅绝对公平公正，绝对不会偏向那一边。
    当然这里**生和施琅自然不可能从这批货物上得到直接利润，虽然林风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自行扩张，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总还是大汉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是强盗或者佣兵，而这次活动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军事指令而不是一桩买卖，之所以看重货物的价值，除了怕对方在大帅心中得印象分之外，也还因为商人方面的许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货物很贵重商人很紧张的话，那么他们多少会给护航的舰队一些好处，而这些好处，也在林风的许可范围之内。
    林风大帅对商人的感情投资和政策拉拢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实际上这些商人对大汉的帮助之大，简直用左膀右臂来形容都不过分，其实在汉军起兵之初，直隶、京畿甚至其他地方都因为漕运断绝的关系爆发了大面积经济恐慌，到底明、清两朝这么多年北京都是靠漕运吃饭的，现在漕运断绝的感觉象是世界末日，所以汉军领地的金融形势一日之间由银本位坠落为粮本位，给李光地的政府造成了沉重打击，除了少数城市，其他广大农村地区的百姓都拒绝使用白银或铜钱，而把小米、玉米等粮食当成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也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干预能力，至少在行政手段是无效的。而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商会的介入就立即扭转了这一困难局面，而就物流手段来说，商人们的效率真是令任何政府机构惭愧得无地自容。
    除此之外，这段时间商会发动的针对流民的贷款运动也大大缓解了李光地政府的窘境，而之前这些事情都是官场之中最龌龊、最难办的项目之一，因为就官僚集团贪婪无耻的本性来看，硬逼着让一头老虎去救济一只兔子无疑是一件相当无奈的事情，而无论多么充沛的经费、多么充足的物资，官吏们都有本事把它们在一层一层的调拨中蚕食干净，但商人们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这点弊病，虽然说这些高利贷吸血鬼也是满屁股臭屎，但对于那些农民来说，比之政府官员救济那还是实惠很多。而把这种事情交卸出去之后的李光地政府，则就能把力量集中在村落编组、行政控制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兴修水利、土地规划和与当地原住民交涉等公共项目上来，这对于行政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非常之有利的。
    经过这段事件的观察之后，汉军的那些重臣也开始在怀疑以前的传统政策，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圣贤传下来的那一套经学国术似乎有点憋气，看着大帅和商人们玩得团团转，不论是李光地还是汤斌陈梦雷，暗地里都还是觉得很没面子——这都叫什么玩意？几千年来咱们中国是都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谁听说过什么“与商贾共治天下”？！
    出于对这类社会现实的疑惑和反思，一六八五年春天的时候，北京城里几个不知名的狂生在一家又脏又臭的客栈里成立了一个叫“工商诗社”的玩意，这个组织谈不上政党也不算什么学术机构，而这个只有几名成员的“工商诗社”最后也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二十天后奚零星散，它所有的作品也只是十几首针对时政的七韵长诗。不过在之后数百年的日子里，全体中国人都因为历史教科书的原因记得了这个短暂的历史瞬间。
    林风其实也并非不知道这里面的汹涌暗潮，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无能无力，因为清流掌握中国的舆论已有数千年，谁也没本事在一时之间去改变它，而这个时候因为是在乱世，各路诸侯为了争霸天下各出奇招，比林风玩得更离谱的也不是没有，所以士林们也没有对这个重商政策感觉很奇怪，虽然有少数极端保守派很是不满，但就整个士林来说，更多的人是抱着一副惊奇、审视、玩味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其中直隶本地儒生因为亲身受到经济恐慌的冲击更是非常理解，并且在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早已认可了汉军政府统治，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情况传递出去之后就明显失实，这个政治状况落在外地儒生耳中的时候早已经过了一番儒家学说的演绎：他们把林大帅不顾一切拯救百万黎民和“被迫”接受商人的条件联系起来，经过单方面的想象，这个商人当然就是利用林大帅爱民如子的弱点百般欺诈，最后林大帅虽然经过一番抗争，但为了这百万颠沛流离的子民也不得不暂时屈服在商贾的淫威之下，所以出现了如今的时世——对于大帅的选择，儒生们表示了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因为这个条例可以援引圣人语录“嫂溺叔援之以手”，所谓事急从权，也就是说林风大帅在施政方面基本上还是没有偏出大框架。
    几个政府重臣对一些好友的信件表示了缄默，尤其是李光地，因为在他管理之下的地方居然出现了商贾代为行使传统政府职能的现象，他在这段时间受到了不少责难，这里面甚至还有不少仍在清廷地方为官的同年，作为这个时代的佼佼者，这些人当然都不是易与之人，其中大多数都看穿了这里面的颠覆性危险——这个危险与效忠哪个政权无关，对于自幼深受儒学熏陶的人来说，这远远比改朝换代更为可怕。
    不过李光地此刻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政府正在数钱——林风倒卖珍玩得到了商人们的大力支持，为了表现出他们对大帅的忠诚，以许淡阳为代表的一批晋商票号甚至在货物运出之前就进行贴现——林风当然不能要求商人们无条件给钱，因为这到底还是一笔生意，而对于这些资深商人来说，这笔买卖虽然利润不小，但风险却也实在是非常之大，而他们愿意主动站出来，让林风从容的把风险转嫁出去，这已经是商人们表示拥护的极限了。
    这笔资金数额非常巨大，以致于一直以实力著称的山西票号居然都一时无力支付现银，而是转而以自己的银票交割账目，这里面除了他们对林风表示效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商人们对这批货物的走向很看好。
    这批货物原则上从海路直运江南，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陆路走私，由行会利用其分号架设的关系网来进行秘密销售，当然许淡阳等也不是打无准备之战，其实在冬季的时候他就秘密运了一批过去试探市场，得到的结果是供不应求。江南财货丰足且时尚风流，故多富足而附庸风雅之人，所以古董珍玩的市场潜力极大，按照冬季商例来看，一幅前明唐伯虎的“春树秋香图”就在浙江卖了整整十二万两白银，这里还是秘密销售草草出手，据说外地闻讯而来的买家甚至愿意出更高收购，仅这一笔生意，许淡阳一过手就赚了四万——林风交给他操作的价格是八万白银，所以其他晋商无不眼红，这次商机一开便立即蜂拥而至。
    这种生意需要很强的操作技巧，也需要非常深厚的人际关系，更需要遵循传统的商业准则，所以林风很干脆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了信誉卓越的晋商票号，这是一种很实在的玩法，因为只有这些开惯银号当铺的行家才能榨取最大价值，比如一件货物如何才能造成轰动效应、还有在某一时间段之内在某一省拟出售几件为宜，若出售多少会造成跌价等等，这是专家才能干的活，所以只能交给专家来干。
    因为抄灭了无数王公贵族，顺便还拆卸了紫禁城，所以林风这边货源相当充足，虽然当初进军北京的时候林风的部下大肆抢掠，不过所幸这些珍贵的古董损失不是很大，因为那些士兵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轻飘飘的纸片、这些破破烂烂玉佩什么的和银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林风在组织得力人员全力收缴之后，所获得的宝物整整装了两个库房。而这些珍玩林风除了给手下几个文官赏赐一些之外，剩下的都准备把它们变现成粮食、火枪、大炮乃至战马军辎。
    根据古董珍玩行业的市场规则，若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出售完毕，即使晋商们开足了马力来卖，也至少得卖十年，而其中到底能获取多少利润，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抛开远期利润，仅仅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汉军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是得到了大大改善。
    当天津港的两支小舰队满载着国宝和憧憬驶入渤海的时候，林风也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出差。前段时间给辽东马大杆子和曹家兄弟传的话已经得到了答复，这些辽东好汉果然爽快得很，既然汉军林大帅如此之有种，那么他们若是示弱恐怕日后得在女人裤裆里混了，其中马大杆子表现得更为豪爽，也不知是被林风那句“是否有种”的话刺激到了还是想故意挑衅，他主动对汉军使者提出改为在山海关外的十里亭碰头——这个地点正在了王大海军团的红夷大炮射程之内。
    大帅的出行令总参谋部鸡飞狗跳，经过周培公将军请示，林风签发了调令，奉调的宣化驻军两个旅四千骑兵原本是直赴辽东，但这次被后令追回，改道奔赴北京丰台大营，与三千近卫军一道暂任保镖，护送大帅去山海关针对辽东问题进行三方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