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又客套了几句，邓宏景问他：“亭渊何不请尊夫人下轿，内人久闻尊夫之名，一直说要亲见一回，要陪她观赏我宁园美景。”
    丁柔的官轿已经直接抬进院里，依旧张起布幔遮挡。丁柔在薄梅儿的挽扶下走出来，她稍一抬头，顿时满院失色，惊世绝艳的美貌令在场所有第一次看见她的人，无论男女，都呆住了，谁都不愿移开眼睛，也一时忘记说话。
    大堂旁边穿堂的门外传来异声，原来是邓家三公子躲在那里偷看，因为看得入迷，站立不稳倒出门外。这厮色心包天，即使人倒在地上，一双贼眼仍旧死死地地盯着丁柔，嘴角涎流不止。
    邓宏景乍见到丁柔的绝世美貌惊为天人，心里头只反复说：“如此绝代的尤物怎么可能出现在人间，祸水，祸水，倾国倾城的红颜祸水。”被异响惊醒后，看见儿子的丑态，怒火中烧，也算他反应极快，立即冲家仆道喊道：“快去扶起少爷，他的宿疾又发作了，速请大夫。”然后满脸歉然地向陶勋解释道：“犬子身患风疾，经年治疗一直没有断根，惊扰官眷，请勿见怪。”
    陶勋心里清楚，嘴中只陪笑道：“令郎身体不适，晚生岂敢错责，不打紧，不打紧的，倒是叨扰邓公府上，实是晚学之罪。”
    这时，邓家的婢女仆妇簇拥着邓夫人走出来，这位邓夫人只三十岁出头，长得亦十分漂亮，但在丁柔面前则黯然失色，她不是邓宏景的原配，而是他的第十二房妾室，因为邓宏景的正室去年过世，暂由最得宠的十二姨太太摄夫人之位。
    双方见过面，由邓夫人带丁柔往内堂去了。
    邓宏景将陶勋让进客厅正堂，这间房子十分宽敞，中央一副巨大的下山猛虎画像，画上兽王毫发毕现，活灵活现地好似要扑出画面，一看就知道必定出自名家手笔，室内的家具全都用极高级的红木做成，靠背、扶手等处都有很精美的雕刻，显见价值不菲。
    国朝极重科举，官场上相见首先要叙甲第，邓宏景虽止同进士出身却比他早十科中第，故而陶勋老老实实地陪在末座上。
    “晚辈年轻，初次知一县正堂，管辖十万百姓，自愧才疏学浅，不懂的地方还很多。老前辈久于仕途，多年为地方首官，望能对晚辈多加提点才是。”
    “亭渊不要太谦虚。”邓宏景摆手道：“老夫久在宦海浮沉，治理过的地方也有十数，都如蜻蜓点水一般，只有秋垣是桑梓之地，眷恋之情非他乡可比，自然关注之心尤切。所以自打亭渊上任以后，老夫特别关切。亭渊上任时间虽然短，但种种举措有开风气之新意，所施之政亦大善，深孚人望，老夫十分慰怀哩。”
    “前辈过奖了。晚辈初来乍到，不熟悉本县人情风土，施政之中总归难免有缺陷，如有不妥的地方还望直指出来，也好改正之。”
    “呵呵，亭渊上任伊始就发布告声明一文不妄取，衙中用度皆按值购买，清廉之心可昭；上任第二天便坐堂放告，不出旬月巡视地方，勤政之志可嘉；收秋赋之时当即革除淋尖踢斗弊制，爱民之心感天。凡此种种，都开一派新气象，诸多善政还利于民，本县父老可有福了。”
    “此亦晚辈拳拳之心，不足道也。但治政之道，并非如此简单，晚辈履职一月有奇，稍稍接触公务，知道种种职责其实十分复杂。有时候一时意气做出的决定，纵使出自公心，也难免有错。”
    “呵呵，慢慢熟悉了就好。老夫治州县多年，也算有点经验，亭渊的施政虽然有种种令人惊赞之处，但有时也未必就是最好。”
    “望前辈不吝赐教。”
    “亭渊革除了衙门的一些陋政，还利于百姓，这是好事，但是衙门政繁、事杂而编制不足，需要许多幕僚、募役才能让衙门运转起来，朝廷薪俸十分微薄，正堂、佐贰官，就算正编吏、役的薪俸尚且连自身也难以养活，而那些幕僚、募役的开支都要由正堂负责，所以才有了衙门这许多弊政出现，实不得已尔。老夫当年治州县之时，虽然对这些陋弊亦有所知，有心治理却无力回天，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是暗中约束，不让下面的人弄得太过分就行，这也是官场一般的规矩。亭渊革除了一些陋规，虽然于百姓有利，却减少了下属的收入，实则是取利于此而施惠于彼。草民百姓，只需种田纳粮当差就可，而衙署吏役与长官朝夕相处，劳于王事而无实名，亭渊何忍负他们呢？”
    陶勋听到邓宏景的指责，心里很不高兴，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只道：“民为国之本，居权者当恤下民，民者为稼穑百业，缴赋税以养国，服力役以强国，所求者不过一顿温饱。然衙署吏役借官府所任之权烦扰百姓，收取钱财，有稍不如意则百般刁难使百姓蒙苦者，有上下其手夺人产业者，凡此种种不可尽数。吏役者，循上意执行诸政，仅为苦劳，百姓所得恩惠来自于上官而非其吏役。自古劳力者贱值，故晚辈认为吏役索取者倍于其应得，才裁省陋规。”
    邓宏景听了作不得声，半晌才道：“看来亭渊已有定策，老夫空自多忧了。”
    陶勋接着：“实则恤民之苦，并非止于革除衙门陋规就可，要在使百姓收入渐高，使地之产多增，此方为正道。而衙门开支与朝廷薪俸的矛盾也要靠这个途径来解决。”
    “哦？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道理，愿闻其详。”
    “晚辈打个比方，一户之家三丁，耕租田二十亩，岁产二十四石，若能令田地之产多两成，则多出四石八斗粮食，如果官府保护他们增产不被租主吞走，则四石八斗粮食除去补充口粮之外有一半留存，两石四斗按官价折银二两四钱，假设其一半用于做衣服，则裁缝得三分之一，布店得三分之二，然后布店所得之一两六钱银子，有一两要付给织布坊、染布坊、桑家等人。这些人也要吃饭穿衣，得到的钱花出去。这样算来，若田地之产增加两成，则受惠者不限于农夫，可使百业都被其泽，若官府按一钱收税，农夫处收四钱八厘，衣店处收两钱四厘，裁缝处得八厘，布店处得一钱六厘，止算到此就合计九钱八厘银子，其他各业还有税入，合计之值不少于一两。要是这些多产的粮食被田主收走，就算田主肯主动交税，官府也只能得到四钱八厘，还有六钱银子就没了，此外各业的收入也就没有了。所以官府就要保护农夫的利益，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呀。”
    “然则如果增收部分由田主收去或者由吏役得去，不一样也要花出去吗？”
    陶勋摇头道：“表面上是这样，实则不然，有钱者无非两种，一种以钱买地广置田产，而买田产又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于是钱被屯积起来没有被花出去，官府从这些钱里得到不任何好处；另一种人有钱就到繁华城市花费，钱都流到外地去了，本地得不到这些钱，官府更得不到。钱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生钱，只有花在本地，本地百业才能得到好处，官府也才能得到好处。只有让贫苦的人手中渐渐有钱，他们将钱花出去，各工坊的生意也会好，官府的收入自然也会高，到时只需征少数几项杂税，就足够衙门开支，到那时就算给每个吏役多发一倍的薪俸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必再去盘剥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