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7岁，方碧玉22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和方碧玉订了婚。在我们那儿，定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的准确年龄，估计将近30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一座黑铁塔似的我们村的太子。他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疖子落下的。离村已有5里远了，他还没有丝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侧着身子，眼睛注视着路边那些生满了毒虫的疤瘌柳树，像木头一样用木头般的声音说：
    “你甭送了。”
    国忠良血液上冲，脸皮变紫，眼皮上那堆肉杂碎变得像成熟的桑椹。他那两只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下意识地搓着崭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动，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说。
    “俺俺娘俺爹让俺往远里送送你”“回去跟你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还在搓衣裳的国忠良，尾随着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无耻地说：
    “忠良大哥，碧玉姐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飞到我的眼前。我家那只芦花公鸡学母鸡叫，好运气降临，我的福气逼得家禽都性错乱。爹对我说：
    “支书终于开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厂了。吃过晚饭你到支书家去趟，说话小心点，别惹他老人家生气。站着，让座你也别坐，听仔细了没有？”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我心疼。支书家的黑狗猛扑上来，吓得我丧魂落魄，紧贴在墙边。是国忠良喝退了黑狗，并把我引进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灯明亮。支书盘着腿坐在炕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咙发紧，说话不利索。支书睁开眼，轻蔑地打量着我，使我小肚子下坠，想蹲茅坑。俺爹说你叫俺我说着，看到他摆摆手说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洪亮，犹如铜钟。老人们说有大造化的人都是声若铜钟。我忘了爹的嘱托，忸忸怩怩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书说，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我感激不尽，胡乱点头。你们家出身老中农，土地改革时你家门上贴过封条，你知道吗？你堂叔1947年逃窜到台湾你知道吗？我吓得直冒冷汗，支书继续说，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来，你不要忘了姓什么！我连连点头。支书说，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连连点头。知道就好，你给我看着她，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跟我说，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夹着尾巴逃回家，裤裆里湿漉漉的。衣袋里粘糊糊，十个鸡蛋碎了八个。母亲痛骂我，并抡起烧火棍敲打我的头。爹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别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厂了。
    我竟成了国支书派到方碧玉身边的坐探，真卑鄙。他哪里知道我早就迷恋上了方碧玉，他妈的。
    一只碧绿的蚂蚱落到国忠良裤腿上，裤子也是新的。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满脸哭相，跟着我们往前走。我距离方碧玉五米近，他距离我五米远。我离方碧玉近，他离方碧玉远。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道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棉田，经霜的棉叶一片深红，已经有零星的棉桃绽开了五瓣的壳儿，吐出了略显僵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用弯着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样。她穿着一身学生蓝的军便服，显得英俊而潇洒，像个知识青年，只可惜衣兜盖上没别上一支钢笔。
    就那样保持着距离又走了一会儿。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国忠良磨蹭到身边，她说：
    “回去问问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国忠良脸上的变化同前次一样，手的动作也一样。终于他说：
    “那你走吧俺爹说，你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能弄你出来，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脸激动的表情。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果然是自小习练武功的人，腿脚矫健，腰肢灵活，仿佛全身都装着轴承和弹簧。
    我紧着腿脚追赶方碧玉，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臭汗。走了好远，我一回头，发现国忠良还站在那儿，手掌罩在眉上，望着我们。阳光照耀着他，使他通体发亮，仿佛一个刚从窑里提出来的大釉缸。
    为什么一表人才的方碧玉会跟疤瘌眼子国忠良订婚？对此村里传闻很多。有说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说方碧玉要借机跳出农村。有说方碧玉早就被支书睡了，老支书为子辛劳，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给国忠良，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