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经成都，正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停留，就和几位朋友结伴前往杜甫草堂。
    似乎在走进四川的那一刻，心中便同时想起了李白和杜甫。
    这两位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都与蜀川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与蜀川的缘分使我对四川产生了一种极其神圣的感觉。
    蜀川神圣，诗人神圣，留存于世人心中的那片永不凋谢的诗性神圣！
    李杜多性灵，具有常人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李白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洒脱，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执著。
    而杜甫呢，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致君尧舜上，再使民俗淳”的雄心壮志，又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生颠沛流离，在因避安史之乱入蜀之后生活依旧贫困，但却仍然不失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心，即使是自己的破茅屋被八月秋风吹飞了茅草，却依然惦记着天下苍生，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
    李白持浪漫主义的如椽大笔，狂放不羁，张扬个性的灵光。
    杜甫奏现实主义的时代强音，忧国忧民，抒发心底的忧愤。
    李白清新飘逸，如一只飘飞的黄鹤，时而一飞冲天，时而藏匿云端，神龙见首不见尾，自二十五岁时离开蜀中“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总是处于不停的漂泊之中，让我们难以捉摸他的行踪。
    杜甫沉郁顿挫，像一只折翼的大鹏“龙陷浅滩受虾戏，虎落平川遭犬欺”郁郁不得志的杜甫，只能在兵荒马乱中苦吟着“三吏”“三别”的悲音四处漂泊。所幸终于来到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靠亲友的帮助和接济，盖起几间简陋的茅屋定居了下来。
    从公元759年冬，杜甫来到成都，到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这是诗人一生中少有的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虽然物质生活依然困顿。
    我们有意探寻诗人的心灵，探寻神圣的诗性，便选择了去杜甫草堂。
    公元2007年7月1日，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日子，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好事总是喜欢集中在这一天。我和几位好友，怀着对诗人的无限崇敬，匆匆来到草堂。
    芳草依依，古树悠悠，潺潺的流水围塘绕宅，使早晨的草堂显得温馨而宁静。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似乎还能依稀看见先生难得的游春赏花的情景。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几间简陋的茅屋，虽然曾经称作“堂”但上面只盖茅草，并无寸瓦，依稀可见先生当时窘迫的物质生活的影子。
    与草堂只有十余步之遥的两间名曰“北邻”的旧屋，让我们想起“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温馨画面。
    可是，没有了“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欢歌喜舞，没有了“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的人物共欢、和谐相处的场景，这“草堂”还叫“草堂”吗？更遑论“杜甫草堂”？
    虽然是游人如织，寂寞倒是好像不寂寞了，但实际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让人觉得寂寞。
    更何况，这“杜甫草堂”如今并不在“花重锦官城”的“锦官城”外，而在成都市的中心地带，在二环之内。
    想当年，颠沛流离、曾自号“少陵野老”的杜甫来到成都，浣花溪畔的这一块空地还只是成都西郊的一块荒地，但由于诗人的生活暂时安定了下来，经过一番苦心营造，辛勤地栽花种草，不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追求领域，先生都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是一幅多么清新迷人的生活画卷啊。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草堂远离城郭，视野开阔，树木葱茏，繁花似锦。在春日的蒙蒙细雨中，游鱼欢跃，微微清风中，燕子斜飞。
    虽然草堂周围只有两三户人家，远离十万户人家的繁华城中，但在诗人的心中，却拥有一片诗歌的海洋，那是一颗伟大的心灵找到的一块停泊之地。当然，在事实上那并不是一片宁静的港湾，而是一片涌动着喜怒哀乐等等复杂情绪，并将其进一步升华为诗情的汪洋大海。
    毕竟是荒郊野外，先生的生活条件总体上还是比较差。一到“八月秋高风怒号”的时节，简陋的茅屋便遭遇尴尬，展露“茅飞渡江洒江郊”“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惨象。即使如此，先生依然未忘记自己忧国忧民的本色和使命，依然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呼喊。
    在那块刻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石碑前，我们久久不肯离去，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感动于诗人一颗赤诚的忧国忧民之心。
    半生流离“百年多病”的杜甫，再加上不能报国的忧愤，虽然在草堂的生活较为安定，但内心的孤苦还是常常在不经意间袭上心头。“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庭月色好谁看？”孤凄寂寞、沉郁愁苦的心绪实在难以遮掩。
    在诗人离开成都后两年，即公元767年的秋天，先生在夔州重阳节登高时写下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诗句。“沉郁顿挫”是学者们概括的杜诗的显著特征，而“饱经沧桑”该是诗人生命的本色吧！因为“饱经沧桑”遭受过物质的极度匮乏，又郁郁不得志，所以先生枯瘦而显得苍老。
    在茅屋旧居前方刻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石碑旁边，就有诗人枯瘦形象的雕像。虽然枯瘦，但先生目光如炬，炯炯有神。应该是这样的吧？这应该是历史的真实。“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先生早就穿透历史的尘雾看到了时代的不公。如果活在现在，面对老百姓沦为房奴的现状，先生岂不气得捶胸顿足，呼天抢地？
    历史的悲剧，大概就在于美好的理想总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
    诗人多难，少陵枯瘦，但他不是为自己的前途而瘦，而是为百姓的生活忧愤愁闷而消瘦，可是他的遭遇和心思又常常被人们误解，我实在不知、也无法推测后人和前人心灵上的隔膜究竟有多深。
    中午和诗人李自国先生小聚，谈起现代人的精神追求问题，先生讲了杜甫雕像前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两位男青年在杜甫先生雕像旁照完相，一个女青年立即走上前去，拉着“杜甫”的手准备合影。
    两位男青年看不惯女青年的轻佻行为，不满地说：“你怎么能拉着伟大的诗圣的手呢？”
    “我是要向他请教减肥良方的呀！”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不过，比起文革中那个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卷我屋上三重茅”来把杜甫当作生活奢侈的地主进行群体性批判的故事来，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只能算得上无知，还够不上荒唐。
    时代的隔膜，有时真的能够让人们颠倒是非。
    翟永明先生在飘零叶送往来风中写道：“为了修一条诗歌大道，更是请来名家为杜甫重塑雕像，新塑的雕像一改旧日杜甫枯廋的形象，使其略为丰润了些许。带了点贵相。想当年杜甫住在成都城西草堂，那时成都的风水也尚未转到西边；当时的草堂哪里如得现在，也不能是几进几园了，想来也就是几间茅屋吧，被秋风所破时，还得受小儿之欺负。确是一沦落形象。”
    先生所言极是。诗歌大道旁的杜甫，比起茅屋旧居前枯瘦的杜甫，确实丰润了些许，帅气了些许，成都作为文化名城的地位也许随之抬高了些许，但这个丰润而帅气的杜甫还是历史上的那个杜甫吗？从这个丰润而帅气的杜甫身上，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看到历史的影子，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诗人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
    客居浣花溪畔的少陵先生，本是枯瘦的，愁闷的，而现在却在此冒出了一个丰润帅气的杜甫，我感到困惑！真的很困惑！
    在一个曾经盛产诗人、而如今却不知诗歌的位置在何处的国度，却可以通过改造诗人的形象来打造文化品牌，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隐喻呢？我真的感到好困惑！